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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美术史第五章：19世纪欧洲美术
第五章 19世纪欧洲及美国美术
第一节 法国新古典主义美术
9世纪时，法国绘画在造型艺术中取得了压倒一切的地位。科学的飞速进步使人们既渴望发明和创新，又不断地产生厌倦，这就造成欣赏趣味上的巨大差异，并导致各派挺起、大放灿烂之花的繁荣局面。随着大革命的到来，艺术倾向从表现女性的肉感变为宣扬视死如归的坚强。追求共和制的资产阶级以历史上的罗马作为借鉴，本是再自然不过的；庞贝城的出土更激起对古典艺术崇拜的狂热；而大卫连续展出三幅歌颂古代英雄的力作《荷加斯兄弟的宣誓》、《苏格拉底之死》、《布鲁图斯》，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大卫（1748—1825）笔下，不论是手执利刃的战士，还是披布于肩的哲人，无不刚毅坚强，勇于牺牲。其中，为维护共和而处决了两个儿子的布鲁图斯在阴影中黯淡神伤的形象尤其令人荡气回肠。不过，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大卫，并不满足于古代的理想美。《网球馆的宣誓》所描绘的就是该时代最重大的事件——自称占全国人口96％的第三等级代表宣布不制订宪法绝不罢休。《马拉之死》更以严谨的写实手法表现刚刚发生的悲剧，作者对遇刺战友的崇敬通过刚劲的用笔溢于画外。至于《加冕式》所歌颂的拿破仑到底是革命英雄还是反革命暴君，在法国尚无定论，但这幅巨画为该段历史留下真实写照这一点却是没有异议的。为了达到逼真，大卫把画中许多人请去作过模特儿，对于满是刺绣和金饰的服装，画家也作了一丝不苟的描绘。骄横一世的拿破仑，毕恭毕敬的约瑟芬，遭到胁迫而无可奈何的教皇，以及如此宏大场面中的每个角色，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外国使节和将军，都鲜明生动，决无雷同。大卫的肖像画也体现出同样的特点，蕾卡米埃夫人赤足侧卧在罗马式榻上，既高雅庄重，又婉约自然。恰到好处的虚实对比，爽利的用笔，简洁的艺术处理使它在绘画史上占有光辉地位。大卫晚年对革命阵营内的自相残杀痛心疾首，创作了《萨宾女人》，表现被劫掠后与罗马人结婚生子的妇女勇敢地冲入战阵，以血肉之躯隔开如林剑戟，使自己的丈夫和父兄化干戈为玉帛。1813年拿破仑大败，大卫又完成了中断10年之久的旧作《利奥尼塔斯》。英勇的斯巴达王率百名战士为掩护全军撤退，在作死守山谷的准备，他们兴高采烈地告别亲人，以壮烈牺牲为无上荣光。应该说画家的隐喻是十分明显的。尽管路易十八买下了这两幅大画，流亡布鲁塞尔的画家仍拒绝作任何妥协，终于在异国他乡去世。
大卫的杰出弟子有热拉尔、维涅•勒布仑夫人、吉罗德、格罗、安格尔。
热拉尔手法细腻，长于用微妙色调表现人体。《丘比特与普赛克》绘出神与人爱情的甜美。《蕾卡米埃夫人像》虽完整工细，却比老师略逊一筹。《画家依萨贝与其女》是他肖像画中最精彩的一幅，画家抓住人物携犬出门的一瞬，突破了一般肖像画的呆板格局。
维涅•勒布仑夫人是专为王后写像的画家，但她流芳千古的作品却是画自己和女儿亲切拥抱的两幅《母女图》。母亲特有的温柔慈爱自然是它们感人至深的原因。
吉洛德是继大卫之后新古典主义众望所归的领袖，但其画却不乏浪漫主义气息。《安底米翁的睡眠》描绘爱神使牧羊美少年终日沉浸在梦境之中，神与人在垂直、水平方向上的激烈动态、迷人的逆光效果都属极为成功的创造。《大洪水》更荣获了拿破仑10年绘画奖。如果说该画中死神的凶恶，妻离子散者的绝望挣扎已实在无法归入古典主义范畴，那么，取材于夏多勃里昂名剧的《阿塔拉之死》，则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典型浪漫派了。
被誉为质朴幽雅典范的普吕东（1758—1823）成名很晚，他50岁所作的《正义与复仇女神追赶凶手》终使最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是无可比拟的大师。唯一的指责是说他把凶手画得太可憎了。《劫走普赛克》把人体美画得有如上界笙歌，爱神拥着沉睡的少女，在天空中遨游飞升，可谓温柔高雅已极。遗憾的是画家当年为臻于完美而大量用油和薄施透明色，以致刚画完时灿烂辉煌的颜色今日已灰暗得难以想象昔日华美。不过，《约瑟芬在马尔梅松》尽管严重变黑，人物略带忧伤的娴雅和微妙以及优美的造型仍然足以颉颃画家一生敬仰的达•芬奇。
格罗（1771—1835年）的《雅法城的黑疫病人》以闷热的清真寺为背景，具有强烈的异国情调。瘟疫使法军损失惨重，可格罗却不忘歌颂皇帝的大智大勇。拿破仑不仅亲临死神横行之处，而且用手去触摸患者的肌肤。病人的悲痛、绝望、麻木令人不禁产生恐怖和同情。《埃罗战役》中的拿破仑由众将簇拥，巡视双方死伤数万人的战场。硝烟尚未散尽，遍地狼籍的武器，东倒西歪的尸体，燃烧的村庄，滩滩的血迹，都告诉人们战斗的规模与残酷程度。雪地上的俄国、法国、立陶宛、哥萨克兵组成没有确切形状的人堆，但每一局部又都可称为完整的画面。连持论最严的大卫都承认在历史画方面，格罗没有可以竞争的对手。
大卫的另一个学生是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年），他的艺术典雅精美。《瓦平松浴女》华妙庄严，曲线和形有如音乐中的节奏与韵律，奏出完美的和声。安格尔精于观察，对形的追求以现实为基础，但这并不妨碍他进行夸张。《大宫女》通过拉长人体、加强线条流动感和近似平涂的笔法，创造出接近东方美的新趣味。《泉》、《土耳其浴室》那富有音乐感的无数圆的配合使我们体会到他的格言：“在一切形中，最美的是圆形。”安格尔自始至终地追求着理想化的美、使用具有生命的线，留下卓绝千古的素描《斯特马蒂一家》、《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他的油画肖像也是略施明暗，主要靠高超的亮部造型，突出人物的个性。《利维耶尔小姐》、《欧松维尔子爵夫人》、《贝尔丹先生》都坚实洗练，代表其天才的顶峰。
谈到新古典主义我们不能忽略雷诺尔的学生盖兰（1774—1833），这不仅因为他为卢浮宫留下6幅杰作，而且因为浪漫主义名家籍里柯、德拉克洛瓦、施菲、高尼埃等均出自他的门下。《塞克斯图斯归来》把潜回罗马的政治家悲愤到几乎失常的精神状态描绘得惨不忍睹。《克莉腾纳丝刺杀阿伽门农》则以笼罩着凶光的红色帷幕使行刺前的气氛惊心动魄。
第二节 法国浪漫主义美术
1814年3月联军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下诏退位，路易十八随即登上王位，波旁王朝就此复辟。在复辟年代里，一些知识分子是苦闷的，在这时文学和艺术上掀起了浪漫主义运动。法国浪漫主义艺术的主要代表是借里柯和德拉克洛瓦。雕刻方面的代表是吕德、卡尔波等人。
借里柯（1781—1824）短促的一生与马紧密相连。他自幼崇拜驯马演员，画马的作品多达千幅，最后还因坠马受伤而死于33岁的盛年。《受惊的马》、《狮攫马》、《埃普松赛马》都是捕捉动物神情的力作。不过，借里柯最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画笔凝聚着时代感情。1812年，他第一幅参加沙龙的作品《骑兵军官在冲锋》便以一位挥刀驰骋的指挥官表现出战火纷飞的年代，荣膺金奖。两年之后，他又展出《受伤的龙骑兵退出战场》，与前者形成鲜明对照，绝好地体现了拿破仑的溃不成军。1816年，“梅杜萨”号军舰由于指挥者无能，触礁沉没。军官乘救生艇逃命，并对试图登艇的士兵开枪。义愤填膺的借里柯当即创作了巨幅油画《梅杜萨之筏》。该画取金字塔式的构图，右下角是已被浸泡得变色的尸体，左面是抱着儿子遗体，衰弱得无法动弹的老水手，第三组人是坚持了14天的幸存者，他们发现了海平面上的一点帆影，正在把最健壮的一个黑人推到高处去挥舞衣衫。画家废寝忘食地工作，在几个月中只到海边去了一下，为了观察乌云密布的天空。这位写实主义的伟大先驱扎了真正的木筏放在画室里，并请来肝炎病人作模特儿，把在惊涛骇浪中漂流的苦难表达得淋漓尽致。长久地置身画前，会有海浪击身的逼真感。这幅巨作在英国首次展出，便被视为浪漫主义的伟大宣言。
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1798-1863）见到《梅杜萨之筏》时所受到的感动无疑是其激情一泻千里的催化剂，而《但丁之舟》便是这头浪漫主义狮子的第一声怒吼。冥河里荡漾着不祥之波，炼狱中闪现着熊熊烈火，水中的鬼拚命然而徒劳地扒着船帮，冀望回到阳界。1824年是美术史上划时代的一年，吉罗德和借里柯的相继去世使该年古典与浪漫之争的代表变为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而后者的《希阿岛的屠杀》更标志着浪漫主义盛期的到来。画家取材于举世瞩目的事件，表现希腊民族所遭受的凌辱。土耳其骑兵把希腊妇女拖在马后，婴儿在已被折磨致死的母亲身上爬来爬去地寻找乳头，悲天悯人的艺术激起人们对被压迫者的无限同情。德拉克洛瓦的奔放不羁在《萨达纳巴尔之死》中体现得最为充分，火红的色调、杂乱的场面、奇怪的章法使格罗都不禁发出感叹：“这真是绘画的屠杀啊！”事实上，亚述王以目睹心爱的女人、犬马被杀为乐，然后与城共焚，这真是一场近似疯狂的描绘，若不如此又何以表现呢？然而，画家的想象力达到顶峰的作品还要数《自由领导人民》。上界的女神半裸地出现在街垒上，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率领着起义者冲锋陷阵。我们不会有任何不协调的感觉，这是因为逼人的氛围，枪林弹雨的场面已经吸引了我们的全部注意。而当我们意识到这千军万马的效果竟通过五、六个人物便表现出来时，又怎能不对画家的概括和夸张能力感到折服。代表着浪漫派色彩成就的《阿尔及利亚女人》是德拉克洛瓦赴东方后所作，绚丽的绸缎、壁毯和闪亮的首饰、珍宝似乎把形溶化在神奇的东方情调之中，达到响亮而和谐，浓艳而自然的境界。题材的多样本是德拉克洛瓦的显著特点，其肖像画《乔治桑》、《肖邦》、《墓地少年》，动物画《猎狮》、《阿拉伯人与马》都代表着该时代的最高水平。他最后20年的主要精力放在几组大壁画上，它们是波旁宫的国王大厅和图书馆（1833—1847），卢浮宫阿波罗厅（1848—1851），圣苏尔比斯教堂（1849—1861）的壁画，充满强烈宗教感情的《雅各与天使搏斗》表明这位大师即使在暮年仍具有丝毫不减的创作欲望和热情。象征法国革命精神的《自由领导人民》在雕塑中找到了它的姐妹作《马赛曲》。
吕德（1784—1855）为巴黎凯旋门所作的这尊巨形浮雕表现志愿军出发的场面。代表马赛曲的形象在振臂高呼，每个人体都迸发出势不可挡的钢铁力量，激昂的斗志和强烈的动感使观众的英雄主义油然而生。吕德既爱爽快劲健、强调动势的浪漫派手法，同时又保持着精湛的现实主义观察，《小渔夫》、《贞德听到召唤》、《拿破仑成为不朽》、《奈依元帅像》都是他独特风格的体现。
吕德的学生卡尔波（1827—1875）扎根于真实，从巴洛克和罗可可艺术中汲取了诱人之处，以轻盈欢快的动态令人神魂颠倒。他的女人体群雕《舞蹈》和高浮雕《花神》如此逼真和新鲜，尽管被指责为“侮辱妇女”，却仍使巴黎歌剧院和杜依勒里宫灿然生辉。他为巴黎天文台喷泉所作的《世界四方》以手拉手的4个人体代表不同人种，运用造成强烈光影的手法，把写实主义的构思、自然的姿态和急剧的动作完美地融为一体。由于作品永远洋溢着喜悦，他被誉为“表现微笑的雕塑家”。
第三节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美术
1848年—1870年是现实主义大放光彩的时代。宗教对于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无能为力和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使人们对进步充满深刻的信念，渴望在艺术中看到自己生活的时代。1848年的一代画家也都具有求新的要求和直接观察的兴趣，热爱即刻可及的现实。
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就是他们最好的代表。他在1855年送交世界美展的11件作品中，最重要的两幅《奥尔南的葬礼》和《画室》落选，于是，他撤回全部作品，自租场地举行《现实主义——库尔贝40件作品展》，并且宣布：“我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如实地表现我所生活的时代的风俗和思想面貌。”《画室》是库尔贝生活环境的集中反映，画中有他最好的朋友——为现实主义而战的评论家和画家，有各种年龄的模特儿，有象征人民的罢工工人和爱尔兰妇女，还有一个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画家创作风景的小孩。这些毫不相干的人物被安排在一个画面之中，没有任何做作之处地概括出该画副标题所示：我的10年生活。《奥尔南的葬礼》堪称绘画中的“人间喜剧”。掘墓工、死者的亲朋好友、维持治安者、法官、公证人、教士、市长都得到入木三分的表现。虽然除个别人之外，他们都是例行公事，表示哀悼，无任何其它表情、动作，构图又基本上是在一条直线上安排这些着黑衣者，库尔贝却能把画面组织得引人入胜，而且对各个人物心理都有颇具匠心的考虑，把它们的奸诈、贪婪、虚伪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源于生活的这种真实美既摧毁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想美，也摧毁了浪漫主义的夸张美，代表了个体主义的时代精神。库尔贝是位画路极其宽广、手法极为多样的大师，不管对象是风景、静物，还是肖像、动物，也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能尽微致广，达到画品渊懿、精卓宏丽的崇高境界。怡然自得的《塞纳河畔少女》，满腔悲愤的《石工》，一扫积郁的《埃特尔塔悬崖雨后》，静谧幽深的《鹿之小憩》，无不气魄雄伟，刻画精到，使后世画家大受裨益。
19世纪30—70年代，枫丹白露森林的小镇巴比松吸引了许多画家，他们在那里聚会和出游作画，既得见原始荒凉的自然风貌，感受到逃离闹市的惬意，又与不远的巴黎保持着接触，了解世界美术的动向。面对法国大地所作的写生更从此彻底地驱逐了意大利风景，这就是影响巨大的巴比松画派。
其主将卢梭（1812—1867）画风沉郁浑穆，尤擅描绘树木的性格和森林沼泽的深邃。《森林出口》、《阳光下的橡树》绘出蜿蜒扭曲、疤痕累累的虬枝，遮天蔽日的密叶，遭雷击断的老干，形象的丰富含情令人叹为观止。《橡树林》出色地刻画了阳光下的草地和在浓重树影中嚼草饮水的牛群，生趣盈然，美不胜收。他对于空气感和光的探索；对同一景致在不同时刻的气氛变化所作的研究，更为印象派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当然，对印象派影响最大的巴比松画家首先还是外光派巨子杜比尼（1817—1878）。他的《春天》、《六月的原野》以分离、复加的大笔触抒写阳光明媚、春风拂煦的景色。逐渐地，水成为他画中的灵魂，“博丹”号画舟载着他沿塞纳河和瓦茨河，去捕捉天光云彩，暮色晨曦。《维埃尔威尔的黄昏》、《瓦茨河上的落日》、《奥伯特沃兹的水闸》那奇变瑰丽的水天取代了透明的山岭，赢得“画水的贝多芬”的美誉。使莫奈发出赞叹的《维埃尔威尔》是现场写生，画家用木桩把画布固定在露天，长时间地等待着大块云朵被风卷去的时刻。在大风刮起之时，他记下倏忽瞬息的妙境，不拘细节，抑扬激越，厚厚的画面好似在动荡不已。巴比松画家的风格和自然景物一样丰富。
迪普雷（1800—1889）喜爱用厚稠的颜色，把光积聚在画面中心，电闪雷鸣式暴雨乍收时的树林是他最擅长的主题。
迪阿兹（1807—1876）以晦明变幻的沼泽树丛为特色，从缝隙中射入的强光把湿润的草、嶙峋的树皮、堆积的枯枝败叶照得如火燃烧。
特洛容（1810—1865）则长于用逆光表现林中归来的牧群。《牛栏》、《牛群》中那旷远的地平线和恬静的乡村情调引入遐思和神往。
有些评论把柯罗（1796—1875）列入巴比松七星，那是因为他时常住在枫丹白露森林，同挚友杜比尼一起作画的缘故。尽管每年都到外国和法国各地写生，他却始终迷恋着最早给他深刻印象的这片森林。柯罗一生未婚，家境富裕，但很晚才得以献身他所酷爱的绘画，因此，他对作品不断增长的商业价值丝毫不感兴趣。他不慕时尚，不求名利，忠实于自己的眼睛，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抒情诗一样的艺术。《蒙特之桥》一反传统的细微刻画，只用连续不断的桥孔和参差的树干交织成令人回味的节奏，宁静水面上荡舟者的红帽给幽深的空间增添了无限生机，好似奏鸣曲的强音。《孟特芳丹的回忆》则更象一首梦幻曲，婀娜多姿的巨树舒展开臂膀，带着朦胧的树冠，伸向天府。湖泊、草地都被蒙上了一层轻纱，暗部突破了传统的沥青色，发出神秘而透明的紫灰振响。柯罗曾把自己的画分为两类，一类是送往沙龙展出并获得巨大声誉的作品，如《林中仙女之舞》；一类是不出示于人的悦己之作，如《纳尔尼桥》、《罗马竞技场》、《陶韦大街》、《夏特大教堂》、《海边的帆船》。它们虽是小幅，却逸笔纵横，言简意赅，色彩的明亮单纯和阳光的效果都不让后来的印象派。柯罗作画不选地方，常常坐在大路的正中写生。越是平凡的景致，越能使他施展才能。即使面对最繁琐的风景，他也能从容不迫地简化和提炼，发掘出和固定下它的隐艳馥郁。柯罗卓绝千古的风景有时使人忘记了他同时也是肖像画大师。他的《蓝衣女人》、《带珍珠的少女》、《梳妆》都以毫无雕琢的美和更现代的笔法，代表着该世纪艺术的精华。
米勒（1814—1875）出身农民家庭，虽然在巴黎已经以画裸女闻名，但巴比松的田间劳动者使他看到自己多年梦想的升华。于是，他携全家来到这里定居，使一幅幅平凡的农村生活场面放出奇光异彩。1848年，《簸谷者》作为他一系列作品的第一幅，在沙龙展出，立即引起轰动。它实现了许多画家长期的求索，也被憎恨这种艺术的人说成是“夸大事实”。《扶锄者》是位从清晨起便在贫瘠土地上奋力劳作的农民，他想直直腰，喘息一下。从他扶着锄柄的双臂，脸上的汗水，和张开的嘴，可以看到他疲劳的程度。有的评论指责这种充满同情的真实描绘“不是绘画，而是宣言”。对此，米勒气愤地写道：“这么说，连我们看到凭额上汗水养活自己的人时就会产生的想法，都不允许有了！”事实上，米勒艺术的深刻社会意义恰恰在于史诗所不能达到的质朴平凡。就以《拾穗者》为例，三位穿着粗布衫裙和沉重大鞋的农妇费力地弯着腰，在收割过的田里寻找遗落的一点点麦穗。画家没有作任何美化，我们甚至看不清她们垂向地面的脸。但是，劳动的神圣，要土地献出粮食的精神，已是对劳动者最好的颂歌。正是由于它使公众首次惊奇地发现平凡劳动的伟大，所以才“在拾穗者背后的地平线上，似乎有造反的长矛和1793年的断头台”。米勒一般采用横的构图，让纪念碑一般的人物出现在森林尽头的旷野上。《牧羊女》就是这种构图的典型。在大批农民拥入工业化城市之时，一位终日与羊为伍的姑娘象雕象一样默默地站着，她那迷茫的目光是在憧憬，还是在怅惘？遥远的地平线，明朗的天边，把她的希望和我们的思想一起带向了远方。现已证明，米勒的《晚钟》是世界上最普及的艺术作品。在苍茫暮色中，随着远方教堂的钟声垂首祈祷的农民夫妇引起过人们多少感触和联想！他们是在庆贺婴儿的诞生？祝愿婚姻的幸福？还是为死去的亲人默哀？或者是否可以说，那袅袅不绝的余音包含了整个社会和人生？米勒晚年得到官方违心的承认，境况的改善使他有可能运用各种技法和材料，并创作杰出的风景画：云涛汹涌的《起风》，隐秘寂静的《月下羊圈》，气象万千的《四季》。现存卢浮宫的《春》描绘雨后的彩虹与怒放的野花，尤其清音遐发，不同凡响。
正如米勒是呕歌农村生活的大师，杜米埃（1808—1879）是反映城市生活的巨匠。他以漫画开始艺术生涯，讽刺国王路易•菲利浦侵吞民脂民膏的作品《高康大》使他遭到6个月的监禁，但是，经过迫害的画笔反而愈加犀利，拿破仑三世皇帝和梯也尔又相继成为它辛辣嘲讽的对象。《1834年4月15日的特朗斯诺南街》、《立法肚子》的正义与幽默使他大名远扬。从1835年起，他转向石版画，在取消了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把可笑的资产者、银行家、法官、市侩放入画面，时而也和下层市民开开玩笑。尽管他从事油画的愿望最终服从了更自由、敏捷的版画创作，但他仍然留下了近300幅恢谐、简洁的油画。《宽恕》以一位振振有词的律师作为主体，同掩面而泣的妇女，无动于衷的法官、宪兵形成鲜明对比，占了背景大半的基督受难像绝妙地点出了“宽厚仁慈”的虚伪。艺术爱好者是杜米埃最喜爱的主题之一，嗜画成癖的收藏家，自命不凡的画家、雕塑家，虚张声势的街头歌唱家是那样令人开心和同情。在创作中，杜米埃从来都毫不迟疑地略去与主题没有直接关系的一切。《三等车厢》仅勾出人物的大轮廓，在暗部略施薄色，连放稿留下的方格都未盖上，但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该时代的生活节奏和中下层人民的所思所想。《唐•吉诃德》更是只用富有雕塑感的寥寥数笔，绘出一个瘦骨伶仃的身影，连五官都省略掉了，但却使这位令人怜悯的英雄呼之欲出。这种纯然独创的“写意”对后世的艺术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现实主义雕塑大师罗丹（1840—1917）虽具有旷世奇才，却一生坎坷。他三次投考美院落榜，为维持生计，到巴黎圣母院作修补工作，又赴布鲁塞尔从事装饰雕刻，直至40岁仍默默无闻。他第一件入选沙龙的作品《塌鼻者》未引起应有的注意，而造成轰动的《青铜时代》却又因人体的逼真精到，被评论家臆断诬蔑为从真人身上套下的模具。就在困厄的环境之中，罗丹不断地出示新颖、精彩的创作。《施洗者约翰》、《行走的人》是对人体阳刚的颂歌。《沉思者》传达出肌肉的表情，大块起伏造成丰富动人的明暗，宛如交响乐，所以有人称之为印象派雕塑。《于戈尔及其孩子们》的绝望，《接吻》的火热，《雨果》的雄伟，《夏凡纳》的朦胧都达到令人心中震撼的程度。《加莱义民》更塑造出为救全城性命而以绳索自缚，前往敌营受辱的市民代表，悲愤呼号撼人心魄。罗丹不受任何限制的手法和非凡感觉在《地狱之门》上得到尽情发挥。沉思者高坐在门的上方，注视着苦难的人群，三个幽灵在门口徘徊，处于剧烈运动中的200多个人物在门内进行着形的奇特组合。它包含了艺术家大部分杰作，可说是毕生心血的结晶。罗丹所遭到的谩骂攻击在他创作《巴尔扎克纪念碑》时达到顶点。他为该作费时6年，数易其稿，最后选择了《人间喜剧》作者在灵感的召唤下，夜间披衣起床的情景。人物的全身，包含双手在内，都被裹在宽大的睡袍之中，以突出那毛发散乱，硕大智慧的头颅。手法的奔放可比中国画酣畅的泼墨。结果，这件神品却被讥为“麻袋片中的癞蛤蟆”而遭拒绝。人们当时认识不到它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事实上，甚至连罗丹自己也未能再超越它。
第四节 法国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美术
一、印象主义
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是19世纪欧洲艺术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现实主义艺术向现代主义艺术过渡的一个阶段。当然，印象主义本身也是一种观念，一种技法。作为一个艺术流派，一种画风，它也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它在19世纪60—70年代以创新的姿态登上法国画坛，其锋芒是反对陈陈相因的古典画派和沉缅在中世纪骑士文学而陷入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吸收了柯罗、巴比松画派以及库尔贝写实主义的营养，在19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光学理论和实践）的启发下，注重在绘画中对外光的研究和表现。印象主义画家提倡户外写生，直接描绘在阳光下的物象，从而摒弃了从16世纪以来变化甚微的褐色调子，并根据画家自己眼睛的观察和直接感受，表现微妙的色彩变化。在这方面，印象主义画家还从小荷兰画派、西班牙画家委拉斯贵支、英国画家特纳和康斯太勃尔等人那里接受了有益的经验。从印象主义开始，欧洲的画家们试图使绘画摆脱文学的影响，更多地注意绘画语言本身。在印象主义内部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画家群：注重素描和造型的画家群，以及重视光线和色彩丰富变化的画家群。前者以德加为代表，后者以莫奈为代表。当然也有的画家介于两种类型之间。早在60年代，一群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青年人、对保守的官方沙龙压制青年的创造精神深感不满，他们以库尔贝当年反对官方艺术的斗争精神为榜样，团结在受到官方沙龙冷淡和奚落的、富有探新勇气的马奈的周围，形成一个与官方沙龙相对立的集团。这群画家定期在巴黎的盖尔波瓦咖啡馆会晤，并到塞纳河畔直接对景写生，经常参加的有莫奈、雷诺阿、毕沙罗、塞尚等。1874年4月，这群年轻画家在巴黎卡普辛大街借用摄影师那达尔的工作室举办题为《画家、雕塑家和版画家等无名艺术家展览会》。参加展出的有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德加、塞尚、莫里索、基约曼等人，在展品中莫奈的油画《日出•印象》的标题为一位保守的记者路易•勒鲁瓦在文章中借用作为嘲讽，称这次展览是“印象主义画家的展览会”，“印象主义”由此而得名。印象主义画展从1874年到1886年共举行过8次。绘画中的印象主义是和法国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流派相对应的。印象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曾受到哲学上实证主义的影响。
马奈（Edouard Manet
，1832-1883年）虽与印象主义画派有密切的联系，但他并未参加任何一届印象主义画展。这位年轻人，不满学院派托马•库丢尔教学而迷恋历代大师提香、格列科、里贝拉、委拉斯贵支、戈雅、哈尔斯和鲁本斯，他在27岁时创作的《苦艾酒的嗜好者》（1859）以及尔后创作的《草地上的午餐》（1863年）和另一幅描写裸体女子的油画《奥林匹亚》（1863年），均遭官方沙龙拒绝。但他杰出的艺术才能却受到波特莱尔和左拉等人的热情赞扬。他在60年代初创作的油画《老乐师》、《弹吉他的人》、《穿西班牙服装的维克多利娜•米朗》、《从瓦伦西亚来的劳拉》是从写实主义向印象主义过渡的作品，马奈对光的兴趣，最早反映在《推勒里宫花园音乐会》（1862）这幅画上。马奈的政治立场接近激进的共和派。1867年他创作的油画《枪决马克西米连皇帝》，曲折地反映了同年六月发生的政治事件。巴黎公社期间，马奈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进库尔贝领导的管理美术的委员会。马奈是最早打破传统的棕褐色调，使画面明亮、有外光新鲜感的画家。70年代他完成的一系列油画，如《在船中》、《莫奈在船上作画》、《床单》等，印象主义的技法更为鲜明。但是，受过古典艺术薰陶的马奈，作品中始终保持着某种宏大和庄重的气魄。1872年他为版画家贝拉所作的肖像《一杯啤酒》、1881—1882年创作的《福利斯－贝热尔酒巴间》，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
最典型的印象主义画家是克洛德•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他和雷诺阿、西斯莱、巴齐耶都曾在巴黎格莱尔画室学习，因不满学院派教学离开画室到巴比松附近枫丹白露森林区夏利昂比埃尔对景写生。早期画风受库尔贝、马奈影响。1870年访问伦敦，对特纳的风景画很感兴趣。1872年在勒阿弗尔港作风景画《日出•印象》，不久又与一群画家到塞纳河畔的阿尔让特伊建立流动画室，观察自然景色的千变万化，捕捉阳光、空气氛围下色调的美。1883年莫奈定居巴黎郊区吉维尼。在1891年第二次访问伦敦后作《草垛》、《卢昂教堂》组画。这些风景组画忽视物象轮廓的写实，侧重用光线和色彩来表现瞬间的印象，追求绘画色彩关系独立的美。这种艺术追求在晚年创作的《睡莲》组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根据吉维尼别墅花园池塘中水莲的景色所绘制的组画，是在年迈体弱、视力衰退的情况下完成的。他用原色作画，造成强烈的效果，笔法和敷色也十分自由。
在印象主义画家中，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年）主要画妇女肖像和裸体。这个穷裁缝的儿子最初在陶瓷器皿上作画谋生，后来入格莱尔画室学习，转而参加印象主义社团。他的画充满着欢乐的气氛。他在肖像和裸体画中尝试运用印象主义的方法，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笔下的儿童形象也很有艺术魅力。
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受过严格古典主义教育的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擅长历史、肖像和风俗画，尤以画歌剧院和巴蕾舞排练场的人物出众。他常在后台和包厢里冷静地观察对象，默写演员们舞蹈时一瞬间的动作。他画的《苦艾酒》（1878）、《熨衣妇》都生动地表现了对象在特定环境中的动作和神态。他的油画和色粉画色调温暖、轻快和鲜明。德加还是一位出色的雕刻家。
英国血统的西斯莱（Alfred
Sisley，1839-1899）是位风景画家。在运用明亮的色调和迅疾的笔触表现空气流动和瞬间的水面反射上，他的画风与莫奈相近。
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1830-1903）是印象主义群体中同情农民注重描写农民和农村景色的画家。他的思想比较激进，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他曾帮助塞尚把画面画得更亮一些，也受到塞尚注重结构的技法的影响。晚年一度迷恋于西涅克和修拉创造的点彩法。
贝尔特•莫里索（1841—1895）是位有天赋、有温情色彩的印象主义女画家。画的题材取自她周围亲近的生活情景，画风典雅、精致，色调闪耀着鲜绿的光辉，色彩富于微妙的变化。美国女画家卡萨特，也是法国印象主义画展的积极参加者。
二、新印象主义
在印象主义之后，在法国出现了被称之为“新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思潮和派别。
新印象主义（Neo-Impressionism）用光学科学的试验原理来指导艺术实践。直接对新印象主义以启示的是美国物理学家O•N•鲁特的著作《现代色彩学》（1880）以及一些科学家的光学理论。自然科学试验的成果表明，在光的照耀下，一切物象的色彩是分割的，要真实地表现这种分割的色彩，必须把不同的、纯色彩的点和块并列在一起。因为新印象主义根据这一色彩分割的理论作画，所以也被称作“分割主义”；也因为他们在具体敷色时用点彩的方法，所以又被称作“点彩派”。“新印象主义”一词是由这派的理论家费利克斯•费内翁于1884年在布鲁塞尔的美术杂志《现代绘画》上首先使用的，它恰当地说明了在追求绘画中光和色的表现上，印象主义是进一步发展了。
新印象主义的发起人是修拉（Georges
Seurat，1859-1891）和西涅克。修拉只活了32岁。从1883到1884年，他以新的色彩理论为基础，画了具有新印象主义特点的油画《阿尼埃尔的水浴》。修拉还和一群年轻的画家于1884年组织了不需审查作品的“独立沙龙”。他的代表作，也是新印象主义中最典型的作品是《大碗岛星期天的下午》（1886）。
原来学建筑的西涅克（1863—1935），与修拉密切合作，共同进行分割色彩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创造点彩派的体系。西涅克著有《从德拉克洛瓦到新印象主义》。建筑在科学理论和理性基础上的新印象主义，在某些方面恢复了绘画中物象的具体性、实在性，在色彩分折方面有所探索，但由于过分注重法则和规则，也使绘画丧失了可贵的直观的生动性。
三、后印象主义
在我国曾被译作《后期印象主义》、现在被译作《后印象主义》的一群法国画家，代表了印象主义之后的另一种倾向。这群画家不同于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的地方，是不满足于客观主义的表现和片面地追求外光与色彩，而强调抒发自我感受，表现主观感情和情绪。后印象主义重视形和构成形的线条、色块和体、面。强烈的内心化和个性化，是他们创作的特色。代表人物为塞尚、凡高、高更，在有的美术史著作中，也把吐鲁兹－劳特累克、亨利•卢梭等人归入后印象主义的行列。
出生在法国南部埃克斯城的塞尚（Paul
Cezanne，1839-1906）青年时期学过法律，爱好文学，与同乡左拉是同学与好友。1862年到巴黎专攻绘画，经左拉介绍与马奈等印象主义画家交往，曾多次参加印象主义画展。在尊重印象主义在外光和色彩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他专注于物质的具体性、稳定性和内在结构的表现。“表现自然要用圆柱体、球体、锥体……，在感受自然时，对我们来说，深度比平面更为重要。”塞尚采用色的团块表现法来描绘物象的体积、深度，用色彩的冷暖关系来造型。他用几何因素构造的形象结构厚实、严密。这位生平不得志的画家创作的肖像（如《吸烟者》、《花匠瓦勒之肖像》）以及不少风景、静物，虽予人以沉重、压抑之感，但充满着结构、色彩的美和诗意。
荷兰人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出生于农村牧师家庭，做过职员和商行的经纪人。青年时期当过传教士。1880—1886年先后在荷兰、比利时学画。1886年来到巴黎，在弟弟提奥（画商）的帮助下，从事绘画创作，画风受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影响。不久到法国南方阿尔作画，并注意提高色彩的强度、明度和张力。凡高对中国和日本的版画颇感兴趣，注意在自己的绘画中吸收日本浮世绘绘画的养料，追求单纯感和表现力。经过失恋，当传教士不成功等挫折，凡高的神经变得十分敏感和脆弱，在试图与高更在阿尔建立某种社团的尝试失败之后，精神病不断发作。有一次在恍惚中用剃刀割去了自己的耳朵。这期间，他有时住院治疗，有时在阿尔附近的圣勒米休养，但不断作画。最后他在精神错乱中自杀而死，仅活了37岁。凡高的作品，不论是静物《向日葵》（1888），人物肖像《农民》、《邮递员罗林》、室内画《夜间咖啡店》，还是风景画《洛•克罗田野》、《阿尔的小屋》，都充满对生命的爱，诉诸了他内心强烈的感情。他把油画中色彩和线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最初是位业余画家，1883年他抛弃银行经理人的职务，专门从事绘画创作。他曾先后在法国布列塔尼阿望桥村和阿尔进行艺术创作活动。1891年，他到南太平洋法国殖民地塔希提岛居住，从土著人的生活和文化中汲取营养。1901年高更迁居到马贵斯群岛中的多米尼各岛，1903年在该岛病故，高更的艺术活动反映了当时欧洲艺术回归原始、追求表现生命本源、追求野犷、奇异的倾向，在许多方面与文学中的象征主义思潮是一致的。他被人们称作是法国绘画中象征主义的首领。高更吸收了东方绘画、黑人雕刻、中世纪宗教艺术和民间版画的一些手法，创造了一种有内在力量的装饰性画风。代表作有《死者的灵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他在塔希提岛写的日记题为《芳草的土地》（诺阿，诺阿），反映了他的艺术观。
作为贵族后裔的吐鲁兹－劳特累克（1864—1901），身有残疾，他的不少作品描绘资产阶级沙龙、咖啡店、夜总会、妓院的生活场面。他善于用精练的笔触，用鲜明的大块色彩对比组织画面，刻画人物性格。
而另一位做过税关职员、通过自学成名的画家亨利•卢梭（1844—1910），用富于象征和装饰的作风画画，具有一种高贵的稚拙感和原始感，被人们称作“原始主义”（或译作“稚拙主义”）的代表人物。
19世纪末，在法国还流行象征主义思潮。高更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了一群年轻画家，他们组织“纳比派（Nabis）”，主要成员有塞律西埃、德尼、波纳尔、鲁塞尔、维亚尔、朗宋和瑞士画家瓦洛东等。雷东（1840—1916）、德夏凡纳（1824—1898）和莫罗（1826—1896）是受象征主义思潮影响，但颇有个性特色的画家。他们不但有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巧，而且还以自己的风格影响了不少年轻画家。
法国19世纪下半斯在雕塑界最杰出的人物是罗丹（1840—1917）。他在雕塑中探索用新的手法表现人物的性格和表现生命的律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伤鼻男子》（1864，青铜）、《青铜时代》（1877，青铜）到《雨果像》（1891）、《巴尔扎克》（1892—1897），充分显示了罗丹是在继承古希腊、文艺复兴以及18、19世纪优秀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有创新精神的雕塑大师。他为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设计的巨作《地狱之门》，从1880年开始构思，二十年后仍未完成。但他为《地狱之门》所作的许多小稿，具有独立作品的品格。其中最著名的有《思想者》、《吻》、《美丽的欧米哀尔》。1884—1996年完成的《加莱义民》群像，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罗丹善于把题材的文学性、情节的浪漫性与雕塑的三度空间处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于19世纪末的欧洲雕塑有重大的影响。
在他的学生和助手中以布尔代（1861—1929）、德斯比奥（1874—1946）和马约尔（1861—1944）最为著名。布尔代的作品充满激情和力感，雕塑语言含蓄、深沉，代表作有《阿尔维尔骑马像》、《贝多芬像》、《弓箭手赫拉克勒斯》等。马约尔擅长女性人体，他为革命家布朗基设计的纪念碑像《在枷锁里的行动》（1908），以丰满的人体造型、挺拔的姿势和有力的动作，予人以强烈的视觉效果和深刻的心理印象。这位参与纳比派活动的雕塑家的其他作品如《河》、《地中海》、《法兰西岛》，以女人体作媒介创造了各种
不同的艺术境界。德斯比奥在人物肖像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的刻画上颇有建树。
第五节 19世纪德国美术
19世纪，德国经历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结束了长期的领土分裂与专制制度的小国割据，成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从而由19世纪上半叶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政治、经济、精神生活各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革也给美术界带来了变化。以前艺术家主要是接受订件而服务于封建贵族、权贵与教会。这时艺术家开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材进行创作，为了组织展览，使更多的观众认识自己，给作品寻找更多的销路，以及为了加强艺术家之间的联系，自18世纪末开始至1840年，在28个德国城市成立了艺术家协会。同时，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建立了一些艺术博物馆，各邦国君主的艺术收藏也开始对公众开放，较为广泛的观众有了机会接触艺术品，提高了艺术鉴赏力。总之，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协会、艺术博物馆与展览会、艺术评论都起到了传播与介绍艺术的作用，因而艺术成了一种大众的事业。大变革时代的种种冲击、一系列改革与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使得德国19世纪的艺术家思想十分活跃，各种风格流派彼此共存、相互竞争、继而迅速更新。
在19世纪前半叶德国绘画艺术中，浪漫主义流派占主导地位，可将其视为典型的德国流派，德国艺术家在浪漫主义绘画方面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从他们表现的题材与采用的艺术手法方面进行探讨，可以分为早期浪漫主义风景画与拿撒勒派。前者是以绘画大师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1774—1840)为代表。他与英国著名风景画家康斯太勃尔，特纳一起成为风景画的新道路开拓者，他描绘的风景决不是面对大自然景物的单纯模仿，而是将自然的真实写照与艺术家内心的主观感受融为一体，有时甚至赋予描绘对象以一种抽象的寓意与象征意义。1808年圣诞节，弗里德里希公开展出了他的代表作《台岑祭坛画》，可以将此作品视为他的创作风格的宣言书，立即引起了保守派的公开指责，掀起了一场保守派与坚持浪漫主义创作原则的革新派之间的论争，最后以弗里德里希的胜利告终。早期浪漫主义的另一位著名艺术家是菲利普•奥托•龙格(1777—1810)，他追求一个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与当代的需要相适应的现代艺术。他画的风景蕴藏着新的生命力，还画了不少亲属肖像。其他早期浪漫主义的重要艺术家还有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1798—1869)、约翰•克里斯蒂安•克劳森•达尔(1788—1857)、卡尔•布莱兴(1798—1840)等人。浪漫主义的另一派称为“拿撒勒派”，代表画家有彼得•冯•柯尔内里乌斯(1783—1867)、弗里德里希•奥韦尔贝克1789—1869)、威廉•沙多夫(1788—1862)等人。他们的作品多以宗教故事、神话为题材，有明显的复古倾向。
19世纪30年代，德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伴之而来的是德国现实主义艺术的兴起。它开始于40年代，50至70年代经历了繁荣期，产生了不少颇有影响的艺术家。阿道夫•门采尔(Adolf
von
Menzel，1815—1905)这位自学成才的画家，最初以《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历史》插图而蜚声欧洲画坛，他的作品还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情况，尤其深刻表现了工人生活与工业生产。在一幅未完成的作品《三月死难烈士的葬礼》中客观记录了1848年的革命事件，并表达了对烈士们的敬意。1875年完成的《轧铁工厂》更是第一次以油画形式反映了现代工业生产的场景。南方的慕尼黑历来是德国重要的艺术中心之一。威廉•莱布尔(Wilhelm
Leibl，1844—1900)在那里接受过正统的学院派美术教育。1869年到巴黎留学9个月，受到库尔贝的影响。回到慕尼黑后，转向现实主义。一生大部分时光是在巴伐利亚的农村度过，他的作品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农民，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汉斯•托马(Hans
Thoma，1839—1924)和弗里茨•冯•乌德(Fritz von
Uhde，1848—1911)二人都以他们的画笔热情描绘了家乡美丽的风景、恬静的农家生活以及周围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
同时代的著名艺术家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Amann，1847—1935)的作品则表现出鲜明的民主倾向和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以织工、农妇、鞋匠、罐头工、刺绣女工等劳动者为主人公，相当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社会现实。他还是反学院派的美术组织——“柏林分离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外光派画家。与洛维斯•科林特(Lovis
Corinth，1858—1925)、马克斯•施勒福格特(Max Slevogt，1868—1932)并称19世纪末叶德国三大外光派画家。
在19世纪60和70年代出现了一个画派称德国罗马派。以安泽尔姆•费尔巴哈(Anselm
Feuerbach，1829—1880)为代表。当时在德国国内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实利主义日益影响德国美术创作，有些艺术家对此深为不满而迁居意大利，在那里创造没有时代特征的、自尊的理想人物，以此推崇古代文明。
19世纪80至90年代，出现了象征主义文艺思潮，用象征、寓意手段表现黑夜、死亡、梦境，追求神秘、怪诞、恐怖，表现了世纪末知识分子没有出路的内心痛苦，以阿诺尔德•勃克林(Arnold
BoBcklin，1827—1901)的作品为代表。
第六节 19世纪瑞典、丹麦、比利时美术
19世纪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伟大时代，在那里出现了世界驰名的艺术家，他们植根于北方文化背景，以现实主义手法和特有的雄强，在欧洲艺术发展的巨流中，表现出自己民族的特色和影响力。
瑞典的油画、版画、雕塑家左恩(Zorn1860—1920)是北欧最优秀的代表。他12岁入斯德哥尔摩艺术学校习雕塑，20岁便有水彩画杰作《着丧服的妇女》问世。他遍游欧洲，并到土耳其和大洋彼岸观览异国风光。28岁到巴黎，又立刻以《渔夫》一画享誉艺坛。左恩自始至终取材于平凡的生活和景物，最喜画烟波浩渺的湖泊、白雪皑皑的丛林和在无垠原野上生活的居民。就连那横绝一世的女人体也从不离开日常生活的环境。《星期天的早晨》画的是一位女工在利用难得的空闲沐浴梳妆，北欧女子的健美身段，光洁皮肤，盖住面部的长长金发在低矮的陋室里格外美丽动人。背景中几个忙碌的女工身影和小窗中射入的一束晨光使画面亲切生动。《提水的女子》、《露天》是左恩的代表作，画家独特的明亮浅灰色调结合了印象派对光的表现，因而韵味无穷，阔大笔触塑造出来的强烈体积感更使人折服惊叹。他的铜板画也独辟蹊径，隐秀雄奇，用长箭一般的直线条在物与物之间穿插，虽然没有任何轮廓线，却能使形态在若有若无之中显现出来。法朗士、雷诺阿、罗丹、威尔莱纳的肖像都给人难忘的印象。在水彩画上，左恩也是卓然大家，那些以光调的虚实和变幻表现港汊交错的风景尤其令人心旷神怡。罗丹曾经说过：“无论在什么时代，左恩都不愧是一位真正的绘画大师”。
托瓦尔森(Thorwaldsen，1770—1844)在罗马渡过了半生，成为新古典主义的首领。他的表现神话人物的《埃贝》、《托松》和取材现实生活的《洪托齐像》、《彼埃七世教皇纪念碑》、以及哥本哈根圣母院的《基督》都简洁洗炼，把精深的观察和大胆的想象结合在一起，同时保持着优雅高贵。
19世纪下半期，丹麦还出现了天才横溢的威治朗(Vigeland，1869—1943)，这位现实主义雕塑家反对纯理性的表现，旨在塑造出“生活的一角”。《易卜生象》、《约纳利象》、《波约尔森象》、《女人躯体》都蕴有强烈的生命力，而浮雕《地狱》则散发出象征主义的气息。流亡布鲁塞尔达10年之久的大卫对比利时19世纪艺术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为了体现出民族的趣味和习惯，一批优秀的画家，如莱斯(Leys)、格鲁(Groux)、斯特文斯(Stevens)、勃莱克勒(Braekeleer)作出了巨大努力，通过描写现实生活来寻找自己的道路。
不过，真正使比利时艺术独树一帜的还应推“雕塑中的米莱”——麦尼埃(Meunier，1831—1905)。他在圣吕克美术学院学习之后，深入到瓦尔圣拉贝的矿井和玻璃器皿厂中，创作歌颂工人的油画和铜雕。他的作品都大刀阔斧，直截了当，删除一切细节描写，寻求强大的体积感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劳动者纪念碑》、《瓦斯爆炸》、《耙地》中那魁梧坚实的身躯，绷紧的肌肉，黧黑油亮的面庞，把劳动者的形象上升到典型的高度，从而具有了象征性的意义。《安特卫普港的装卸工》、《工业》则散发出征服一切的伟大力量。麦尼埃善于把握各种劳动中最有代表性、最激动人心的一瞬，浮雕《矿工》选择的就是工人在不能直腰的狭窄空间里蜷曲着凿煤的艰难动作，因而雄肆逸宕。他的油画《矿井归来》有强烈的雕塑感，而浮雕《汗水》却又以向前拚命拉犁的人体和向后翻滚的天穹，表现出绘画的生动气氛，实为艺术史上的罕见之作。
第七节 18、19世纪英国美术
一、18世纪的英国美术
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决裂，建立了英国国教会，这标志着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开始，但也导致了新教徒捣毁宗教形象的运动，这场运动终止了英国灿烂的中世纪文化，世俗的肖像画取代了传统的宗教雕刻、祭坛画和手抄本装帧。英国美术的重新起步是继承欧洲大陆文艺复兴的余波，起决定影响的是德国画家小汉斯•荷尔拜因，正是他把肖像画的形式带到了英国。一个世纪以后又有佛兰德斯画家凡•代克作为英王查理一世的宫廷画家，由于英国画家争相仿效他们的风格，使肖像画几乎成为英国的唯一题材和样式，统治英国画坛达200年之久，其间也产生了如希里欧特(Nicholas
Hilliard，1547—1619)这样的本国优秀画家，但他们的影响都没有超过荷尔拜因和凡•代克。直到18世纪上半叶才产生了具有英国独特风格，反映英国现实生活和人民思想感情的画家，他们无论在风俗画、肖像画或风景画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取代了外国画家在英国的地位。
其中第一个最有影响的画家是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荷加斯出生于伦敦一个清苦的教师家庭，他从小没有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15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一个银匠家做学徒。1720年荷加斯开始作为一个铜版画家而独立工作，1726年进入画家松希尔的画室学习油画技法。荷加斯的作品主要是铜版和油画风俗组画，有《妓女生涯》(铜版组画，1731)，《浪子生涯》(铜版组画，1735)，《时髦婚姻》(油画组画，1745)。他把这些作品称为“社会道德题材”，对当时社会不公正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荷加斯有代表性的肖像画作品是《卖虾女》，同时他还留下了一本重要的理论著作——《美的分析》。
乔舒亚•雷诺兹(Sir Joshua
Reynolds，1723—1792)出生于英国德文郡的一个牧师兼教员家庭，18岁到伦敦学画，后出访意大利，深受古典主义影响，1752年他回到英国后即成为英国最负盛名的肖像画家。雷诺兹是典型的上流社会画家，英国传统的贵族气派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绅士风度被他用意大利的古典主义风格融为一体，引起整个欧洲的注目。他的作品具有巴洛克的气质，形象真实生动，富贵堂皇，注重心理刻画。雷诺兹是英国皇家美术院的创建者之一，并任第一任院长。他在美术院年度庆典上的演说，成为他主要的美术理论文献。雷诺兹的代表作品有《凯贝尔海军上将》(1752)，《蒙哥马利三姐妹》(1773)等。
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出生于赛德贝利村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大自然中度过的，这使他画了不少风景速写和素描，后来到伦敦学画。庚斯博罗是和雷诺兹齐名的肖像画家，同时又是他的竞争者，个性上的差异造成了两种不同的风格。庚斯博罗的肖像画具有罗可可艺术的特征，色彩绚烂精致、用笔潇洒流畅。他的风景画对以后英国风景画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庚斯博罗的代表作有《蓝衣少年》(1770)、《格兰汉姆夫人肖像》(1777)、《女演员西顿斯》(1784)、风景画《日落》等。
二、英国浪漫主义绘画
英国浪漫主义绘画在英国美术史中属于历史画的范畴，主要指以古代神话、圣经故事和文学作品为题材的大型情节性绘画。在英国，文学艺术上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发生在英国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方面重新确立了人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深刻改变了英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艺术家在注重感情表现的同时，也发现了新的审美范畴，梦幻、恐怖，甚至丑陋都可以成为艺术创造的题材。
亨利•弗赛里(Henry
Fuseli，1741—1825)出生于瑞士苏黎世，父亲是一个画家兼艺术史家，他曾接受过神学和艺术方面的教育，因政治问题于1764年离开瑞士到英国伦敦定居。他一生都没有中断过作为作家和思想家的活动，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哲理性，素描和油画都保持了复杂的结构。弗赛里于1770—1778年到意大利求学，1781年的《梦魇》在英国皇家美术院获得成功，并于1790年入选为皇家美术院正式成员。其它代表作品还有《提泰尼亚从梦中醒来》(1785—1789)、《弥尔顿画廊》(组画，1799年展出)。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是英国浪漫主义画派最重要的人物，同时也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诗人。布莱克出生于伦敦一个小商人家庭，14岁时跟随一名雕版家当学徒，没受过专业美术训练。他的主要艺术活动是应书商的要求制作书籍装帧，也为自己的诗集插图，大多是蛋彩、水彩、铜版以及少部分木刻。他在政治上同情法国大革命，对英国现实抱批判态度。他一生坎坷冷落，在曲折地表现自己的政治观点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宗教情绪，这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层神秘主义色彩。他为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作插图，但每幅画都具有独立的意义。布莱克的代表作品有《耶和华创造亚当》(1795)、《死亡之屋》(1795)、《怜悯》(1795)、《生命之河》(1805)等。他在晚年开始为但丁的《神曲》插图。但还没有完成就去世了。在布莱克晚年的时候，有一群青年艺术家追随在他身旁，其中最有才能的是帕尔默(Samuel
Palmer，1805—1881)，他在14岁就参加了皇家美术院的展览。布莱克去世后，他经常住居在一个偏僻的村庄。他的画以风景为主题，带有梦幻的成分，在清淡、悠远的诗意中有一种怀旧的哀愁。主要作品有《清晨》(铜笔水墨画，1825)、《肖汉姆的花园》(水彩，约1829)等。
三、英国风景画
风景画的发展是英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它对整个西方美术的进程都发生了影响。英国风景画的真正奠基者是威尔逊和庚斯博罗，他们在意大利古典主义和荷兰自然主义风景画的影响下，一往情深地描绘英国的自然风光，使风景画由不为人重视的地志画和风俗画背景发展为与肖像画，历史画比肩的画种，代表英国风景画的最高成就的是特纳和康斯太勃尔。英国水彩画几乎是与英国风景画同时发展起来的，它以地志画为基础，吸收了欧洲大陆水彩画的材料技法，在英国特有的湿润气候中得到迅速发展，产生了一批热爱大自然，直接研究英国自然风光的优秀水彩画家。
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1713—1782)出生于威尔士，1757—1758年到意大利学习，他最初是运用意大利古典主义手法描绘罗马风光，回国后将古典主义传统与英国本地风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他的画中已经传达出自然主义的气息，但仍受到古典主义结构的局限。代表作品有《河上的荷尔特桥》、《溪谷》等。
托马斯•格尔丁(Thomas
Girtin，1775—1802)虽然只活了27岁，但在英国水彩画的发展上却占有重要地位。他使水彩画从早期索描淡彩的画法中解放出来，将之改变为充分运用色彩并具有丰富色调的画种。他的水彩画对特纳及以后的画家都发生了影响。主要作品有《德文郡克塞河上的彩虹》(1797)和《北威尔士道尔格里附近的凯因瀑布》等。
特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出生于伦敦，父亲是一个理发师。他1789年进入皇家美术学院，1790年在美术院第一次展出了水彩画。1796年的《海上渔民》引起广泛注意，这幅画反映出他运用自然光色表达自己感情的天赋。他在1799年入选皇家美术协会，1802年进入皇家美术院。特纳并不是纯粹的风景画家，在他的艺术中贯穿着他的哲学思想：面对着大自然永恒的壮美，人生的历程是短促而虚幻的。他曾到意大利和法国旅行，深受古典主义影响，大自然在他的笔下具有悲壮雄伟的戏剧性力量，但在表现手法上则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特纳被认为是英国绘画史上最杰出的天才之一，他的风景画是人与自然的史诗，他的技法对以后包括印象派在内的画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纳的代表作品有《雪暴：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1812)、《国会大厦起火》(1835)、《奴隶船》和《蒸汽和速度——大西方铁路》(1844)等。
约翰•康斯太勃尔(John
Constable，1776—1837)的家乡在萨福克，父亲是一个乡村磨坊主，家乡美丽的自然景色对他一生的艺术都发生了影响。他在1799年进入皇家美术学院学习。康斯太勃尔强调直接向自然学习，追求人的精神与自然保持一致。他在仔细观察和热情描绘大自然的过程中发展了油画技法，在英国画家中，他是最完整地领会了油画造型语言的大师之一。但他的成就并不为当时英国美术界所看重，直到1829年他才被选入皇家美术协会。他的画在法国产生很大影响，德拉克洛瓦把他誉为现代风景画之父。康斯太勃尔的风景画是现实主义风景画的典范，代表作品有《弗莱福特的磨坊》(1817)、《德汉山谷：黎明》(1811)、《跃马》(1825)、《干草车》(1820)等。
四、拉斐尔前派
在布莱克之后，英国历史画陷入低潮。到1840年代，皇家美术学院的一批青年学生要求复兴英国历史画传统，以拉斐尔以前的早期文艺复兴艺术为榜样，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感情和观念，为此他们组织了拉斐尔前振兄弟会。作为一种艺术思潮，拉斐尔前派在欧洲美术史上最先反映出现代工业文明给人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困惑，它所包含的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内涵对欧洲19世纪末期的象征主义艺术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福特•马道克斯•布朗(Ford Madox Brown
1821—1893)出生于一个海军军需官的家庭，1873年进入安特卫普的巴伦•瓦波斯美术学院。他并没有以拉斐尔前派的名义参加过画展，但拉斐尔前派的画家们一直把他视为真正的前导。他在意大利期间最先深刻领会了早期文艺复兴的艺术，并将它们介绍给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劳动》(1852—1865)和《告别英格兰》(1855)是他的主要作品。
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
1827—1910)是一个伦敦批发商的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在1844年进入皇家美术学院，他的作品往往是在真实的生活画面中包含着哲理寓意。他的《牧羊人》(1851)标志着拉斐尔前派艺术的全面成熟，也是拉斐尔前派的代表作。在这幅画中他以真正的农民为模特儿，配上色彩明丽、景色优美的自然环境，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约翰•埃佛雷特•米莱斯(Jobh Everett
Millais，1829—1896)出生于南埃普敦，幼年时就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天赋。1840年他11岁时进皇家美术学院，1843年获银质奖章，1847年获金质奖章。米莱斯的作品有很强的表现力，多以圣经故事和文学作品为题材，色彩富于装饰性，在构图上能处理复杂的生活场面，画面上总是有股淡淡的悲剧气氛，以日常生活为题的作品也同样笼罩着一层哀愁。代表作品有《基督在双亲家中》(1849—1850)、《劳伦佐和伊莎贝拉》(1849)、《奥菲莉娅》(1825)。
罗塞蒂(Gabriel Charles Dante
Rossetti，1828—1882)是拉斐尔前派的核心和灵魂。他出生于伦敦，父亲是一个意大利政治流亡者，皇家学院的意籍教授，他从小就受到文学艺术的浪漫气氛的薰陶。他于1847年进入亨特的画室，随后参加了拉斐尔前派的活动。他的主要成就是在1854年拉斐尔前派兄弟会解体之后，他抛弃了早先的风格，沉迷于柔和抑郁的情调与装饰风格，以神话为题材的绘画带有一层梦幻色彩，在感伤的情绪后面还有性爱的目的。代表作品有《圣母领报》(1849—1850)、《牧场聚会》(1872)、《珀尔赛福涅》(1874)。
第八节 19世纪美国美术
一、殖民地时期到独立战争前后
1620年第一批到北美大陆永久定居的欧洲移民乘坐“五月花”号船到了波士顿附近定居之后，就有了零星的美术活动。到1670年前后，已经有了正规的肖像画家，其风格大都是在英国学的荷兰画派的手法，由一些末流或业余画家带到了殖民地。
在早期的肖像画家中最有名的是约翰•斯米伯特(Joho
Smibert，1688—1751)。他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早年曾跟一个招牌画家当学徒，也游历过意大利，亲自临摹了古典大师的原作，他的临本后来对新大陆的肖像画家有所影响。他于1728年到达美国，两年后定居波士顿，他后来主要是通过经营自己的画店进行艺术活动。现在留存下来的斯米伯特的肖像画都是当地名人的肖像。
殖民地时期最重要的画家，也是美国本土所培育的第一个伟大画家是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John Singleton
Copley，1738—1815)。他是在出生地波士顿接爱的美术教育，随后的艺术活动主要是为本地富有的商人和新贵们画肖像，由于他的高超技巧使他很快获得了名声和财富。1765年他将一幅肖像画送到伦敦的英国皇家美术学院，获得好评，从而确定了他在殖民地的艺术家地位。1774年的美国独立战争迫使他离开波士顿而移居伦敦。到伦敦后，他除继续进行肖像画创作外，还进行了历史画的创作。重要作品有《理查德•斯金纳夫人》(1772)、《布鲁克•瓦森和鲨鱼》(1778)和《皮尔逊上校之死》。
吉尔伯特•斯图亚特(Gilbert
Stuart，1755—1828)出生于美国的罗得岛新港，早年曾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学过画，回国后不久因独立战争爆发又来到英国求教于韦斯特，大量吸收了新古典主义的肖像画技法。1792年回到独立后的美国，因以高超的技法为第一任总统和其他开国元勋画肖像，而从此享有经久不衰的盛名。他的肖像画风格一直盛行于美国19世纪上半叶。
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1738—1820)出生于宾西法尼亚州的费城，但他的艺术生涯是在英国渡过的。他曾在意大利求学三年，后定居伦敦，在他的艺术赞助人中甚至包括英王乔治三世。韦斯特在1772年任宫廷历史画家，1792年任皇家美术学院院长，科普利和斯图亚特等美国画家都受过他的影响。他最重要的历史画是描绘1755—1763年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的《沃尔夫将军之死》(1771)。
二、哈得逊河画派
18世纪的美国人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在荒野奋斗以图生存。到了19世纪，他们在这些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于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怀旧和浪漫的情绪便油然而生，这样风景画开始在美国流行。一批经常以哈得逊河沿岸风光为题材的风景画家被称为“哈得逊河画派”，这标志着美国开始摆脱欧洲的影响，逐步显露出自己的品格了，因此哈得逊河画派也称为美国风景画派。
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1801—1848)被认为是哈得逊河画派的创始人。他出生于英国，14岁时开始学习工艺美术设计，17岁随家人迁往美国俄亥俄州，后来他独自来到费城，在宾州美术学院学习了两年。1825年科尔定居纽约后已经是一个很有名气的风景画家了，科尔的风景画气象神奇、富于浪漫情调，重要作品有《卡茨基尔山中的日落》(1841)等。他同时还是纽约全国美术设计学院的创始人，为推进美国风景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和科尔一样，杜兰德(Asher
B.Durand，1796—1886)也被认为是美国主要的风景画家。他出生于新泽西州，早期从事雕刻创作，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画油画，以风景画为主。他的风景画突出了美国山河的雄伟壮丽，刻画细致入微。杜兰德后任全国美术设计学院院长，代表作品有《潺潺溪流》(1851)等。
乔治•英尼斯(George
Inness，1825—1894)的风景画风格比较接近哈得逊河画派。他几次到欧洲求学，深受法国巴比松画派的影响，注重光线和气氛，以及轻快流畅的笔法。他的风景画亲切感人，充满诗意。他在晚年被称为美国的“印象派”画家，实际上他是从巴比松的风格发展为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主要作品有《夏天的榆树》(1868)等。
三、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美术
以美国南北战争为界线，标志着美国艺术开始走向全面成熟的时期，无论是在风景画、肖像画还是在风俗画方面都出现了一批掌握了纯熟绘画技巧，能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并且能深刻反映美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艺术家。
温斯洛•霍麦(Winslow
Homer，1836—1910)被认为是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他出生于波士顿，在纽约全国美术设计学院接受艺术教育。1861年内战爆发后他曾作为美术记者随军采访，并根据战地速写画了一批反映战争生活的油画，在战后的60、70年代他的创作以美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为对象。霍麦强调面对现实生活和大自然直接记录自己的感受，他的构图充满生气，色彩明快鲜艳，尤其是霍麦晚年在缅因州海岸画的反映渔民生活的画面，气势磅礴，感情深厚，成为一种美国精神的象征。代表作品有《值夜——平安无事》(1896)、《海流》(1899)等。
托马斯•伊肯斯(Thomas
Eakins，1844—1916)是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他于1866年从费城来到巴黎，在学画的过程中受马奈影响很大。1870年从西班牙返回费城，任教于宾州美术学院附中，开始探索现实主义的教学方法，并创作了他的名画《格罗斯病院》(1875)。在伊肯斯创作的后期，主要是肖像画。
艾伯特•宾汉姆•赖德(Albert Pinkham
Ryder，1847—1917)是美国19世纪最重要的浪漫主义画家。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虽然他一直住在纽约的贫民区，但他的绘画题材大都是海景和风景。在他的画中充满怪诞与梦幻、色彩奇丽，用笔厚重。虽然他访问过欧洲，但没有受欧洲绘画的影响，而始终在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赖德留下的重要作品有《阿登的森林》(1888—1900)《海上月光》和《白马上的死神》(约1910)等。
第九节 18、19世纪俄罗斯美术
一、18世纪俄罗斯美术
18世纪是俄国历史的转折时期，在绘画中开始产生肖像体裁。
尼基丁(约1690—1741)是俄罗斯民族肖像体裁的奠基人。彼得大帝派他去意大利学画，返国后他倡导了俄罗斯现实主义学派。《哥萨克首领-盖特曼》(1720)是他的优秀作品之一。尼基丁的创作建立了肖像画的初步原则——表达人们不可重复的、有个性的外在面貌。
安特罗波夫(1716—1795)是18世纪中叶杰出的肖像画家。他的作品比起他的前辈，已经具有对被刻画者更深的揭示力量。他的作品《彼得三世肖像》(1762)对人物及其环境特征的刻画是非常成功的。18世纪下半叶的肖像体裁已诞生出所谓内心肖像画的种类。这与过去所谓的盛典肖像画有所不同。
罗柯托夫(1736—1808)的作品标志着俄罗斯肖像画进入新的时期。他的《着玫瑰色服装的无名女郎像》(1770)等等许多作品都能引起人们精神交往的要求。
列维茨基(1735—1822)的创作是内心肖像画进一步发展的体现。他为斯摩尔尼高级女子学院的学员所作的肖像组画是内心肖像风格成熟的标志，例如他所画的《聂丽多娃肖像》(1773)等等。他把安特罗波夫严格的准确性和罗柯托夫的抒情性结合为一体。从而成为18世纪俄罗斯肖像绘画最杰出的代表。
鲍罗维柯夫斯基(1757—1825)也属于18世纪肖像画家的杰出一辈。他的《玛•伊•洛普希娜》(1797)就是对人物刻画入微的杰作。
俄罗斯雕刻的发展：肖像体裁给俄罗斯专业雕刻带来最早的成就。到18世纪下半叶在俄罗斯本民族的雕刻家中已出现舒宾(1740—1805)这样杰出的人物。舒宾刻画了一系列同代知名人物形象，也可以说是叶卡杰琳娜时代的展示。他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更加充分和多方面地揭示人物的特征。他的作品有《罗蒙诺索夫肖像》(1793)、《戈里岑》(1773—1775)等等。
俄罗斯美术作品中的古典主义：在俄国古典主义的形成比起欧洲整整迟了一个世纪。古典主义大师们大大丰富了俄罗斯造型艺术。他们巩固了素描基础，加深了对构图学的规律和理论的分析，发展了历史体裁。而这种体裁在18世纪上半叶还很微弱。
罗先柯(1737—1773)被认为是第一位著名的古典主义代表。他的名作《吉克特尔与安得罗马哈告别》(1773)选用古希腊史诗题材，通过作品内容宣扬古典主义所倡导的公民天职的社会思想。古典主义促进了主题性绘画的形成，在雕刻上则解决了创造英雄纪念碑的形象问题。
这个时期从法国来到俄国的著名雕刻家法尔孔内(1716—1791)所作的彼得大帝纪念碑(即《青铜骑士》)是俄国艺术史上重要的作品。在纪念碑中彼得大帝被塑造成启蒙主义的代表——改革者、创造者。他头顶桂冠，身披罗马式战袍，高高骑在战马上，伸出坚定的右臂，屹立在俄罗斯的土地上。
二、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美术
19世纪上半叶古典主义开始让位于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又遇到现实主义学派日益强劲的冲击。
在雕刻中，古典主义的追随者马尔托斯(1752—1835)所作的《米宁和波热尔斯基》纪念碑(1804—1814)是俄罗斯民族雕刻的代表作。雕刻内容是历史性的，表现1612年米宁和波热尔斯基领导的军队开进莫斯科，赶走了波兰统治者，从而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但在1812年抗法战争中，在莫斯科战火灰烬中建立起这座纪念碑，不仅重现了久远的历史，同时也面向了1812年的时代和今后一切时代。
俄罗斯的浪漫主义：基普连斯基(1782—1836)是俄罗斯绘画中浪漫主义杰出的代表。他的优秀作品《骠骑兵达维多夫》(1809)使他获得院士称号。达维多夫是他的同代人，是1812年卫国战争参加者的典型形象。1827年基普连斯基为普希金所作的肖像曾受到普希金本人的肯定。
浪漫主义的进步因素在谢德林(1790—1830)的风景画中也得到反映。他虽然画了许多意大利景色，如《卡普里岛》、《索连托》等等，并且最后病逝在那不勒斯海岸的桑塔•露其亚。但是他的作品都运回了俄国，受到人们的赏识。
19世纪上半叶在造型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特罗比宁(1776—1857)。这位以农奴身份度过47年岁月，直到1823年才获得“自由”的天才画家受到同代人高度评价。特罗比宁画过各种阶层的人物。他的艺术有浪漫主义的影响，但更倾向于风俗性，他为莫斯科画派奠定了基础。
维聂茨昂诺夫(1780—1847)对莫斯科画派具有更大影响。他从师于鲍罗维柯夫斯基，20年代初他向风俗题材发展。他歌诵庄稼人的劳动，他的《春耕》(1820)一画是杰出的作品之一。他一反学院派作画的原则，力主写生，在他的培育下，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画家。到19世纪上半叶，学院派艺术虽然力图掌握浪漫主义的个别手法，但已无力阻止自己的衰落。
布留洛夫(1792—1852)是个倍受称颂的画家，他的艺术活动虽与学院派艺术相联，可是他的才能的最优秀部分却吸取了与学院派对立的潮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手法。《庞培末日》(1833)一画给他带来闻名世界的声誉。这是一幅4.5米×6.5米的巨作，布留洛夫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艾瓦佐夫斯基(1817—1900)是同样受到浪漫主义影响的大师。还在童年，大海就进入艾瓦佐夫斯基的生活。他被故乡黑海沿岸的海景迷住了心灵，为此，他作过3000多件海景画。他的作品不仅表现大海自然力之雄伟，同时还讴歌人对大自然的征服。他的《九级浪》(1850)正是这样的力作。这时，历史画已向现实主义迈进。
伊凡诺夫(1806—1858)的艺术活动体现了这种倾向。他的巨幅创作《基督出现在人民面前》(1837—1857)用了20余年时间。这件作品的特点是把宗教、神话题材通过现实生活的理念表达出来。
批判现实主义美术的产生：19世纪40年代以后，艺术家逐渐摒弃宗教神话题材的虚构形式，而去揭露他们所处社会的时弊。批判现实主义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
费多托夫(1815—1852)的艺术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萌芽。费多托夫短促一生中的一半时间是在军中服役，他接受美术教育是通过美术学院的夜校。他留下的作品不算多，但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作品，如《少校求婚》(1848)、《贵族的早餐》(1849)、《年轻寡妇》(1851)等等。
三、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美术
19世纪下半叶俄国美术在革命民主主义者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强大的、进步的艺术潮流，如巡回展览画派的创立，以及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校对人才的培养。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校培养出一批出色的艺术人才，别洛夫就是杰出者之一。
别洛夫(1834—1882)是19世纪6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先锋。在知识界，人们称他为“莫斯科的教皇”，他成为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校的教授和实际领导者。他的作品《送葬》(1865)、《三套车》(1866)等等都怀有对人民的深刻同情。
巡回展览画派，简称巡回画派，是19世纪下半叶最主要的进步艺术团体。创立之初有15位画家在章程上签名，其中包括：别洛夫、克拉姆斯柯依、米索耶道夫、萨甫拉索夫、施什金、普梁尼什尼柯夫、盖依、克洛特等人。在1870—1923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巡回画派遵循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美学主张，举办了近50次巡回展览。画家们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反映人民生活、历史事件和俄罗斯美丽的大自然。列宾、苏里柯夫、瓦斯涅错夫、谢洛夫都成为巡回画派的中坚力量。著名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1824—1906)是巡回画派的有力支持者，他的宣传活动为巡回画派开辟了有成效的创作前景。富有的企业家和艺术收藏家特列恰柯夫(1832—1898)几乎从巡回画派一开始活动起，就立志要为进步的民族艺术画廊奠基。1892年他把全部收藏赠给他的故乡——莫斯科。今天莫斯科的特列恰柯夫画廊就是以他的捐赠为基础而建立的。
克拉姆斯柯依(1837—1887)是巡回画派的组织者和思想领导。还在彼得堡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他就成为向往民主和民族艺术胜利的热烈追随者的中心人物。他的作品《荒野中的基督》(1872)表达出巡回画派的启蒙主义思想。
巡回画派的风俗体裁绘画：巡回画派在接受过去画家揭露性传统的同时，使主题更加深化和开阔。他们从表现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个别人之间的社会冲突，转向表现整个阶层之间的冲突。例如米索耶道夫的《地方自治局在午餐》(1872)、萨维茨基的《修筑铁路》(1874)、马柯夫斯基的《银行倒闭》(1881)等等。其中最重要的画家是雅罗申柯(1840—1898)。他的著名作品《司炉工》(1878)虽然是一件肖像式的作品，但它吸引人们去探求被描绘者的思想感情，并引起对资本主义新的剥削形式的反抗。
巡回画派的历史体裁绘画：巡回画派在历史题材中进行的改革对发展民族美术有重要意义。盖依(1831—1894)的创作成为该画派在历史题材上的奠基之作。盖依的《彼得大帝审询阿力克赛王子》一画(1871)是在俄国历史画中第一次把两种社会力量对抗的冲突场面表现出来的杰作。到19世纪70年代历史画界又出现了瓦斯涅错夫(1848—1926)。他的《三勇士》(1898)把久远传说中的勇士用当代人民的形象表现出来，是烩炙人口的佳作。
巡回画派的风景体裁绘画：在风景题材的发展中，巡回画派同样功勋卓著。萨甫拉索夫(1830—1897)的《白嘴鸦飞来了》(1871)、施什金(1832—1898)的《黑麦》(1878)及《松林之晨》(1889)、巴连诺夫(1844—1927)的《莫斯科的院落》(1878)、库因芝(1841—1910)的《乌克兰之夜》(1876)及《白桦树林》(1879)等作品，在探求民族风景画的创作道路上取得极为显著的成就。
以军事题材为主要创作脉络的维列夏金(1842—1904)虽然不是巡回画派的成员，但他确实受到巡回画派创作思想的影响。他的组画《土耳其斯坦》揭示出战争带来的威胁，为此他的作品受到沙皇的指责。
列宾(1844—1930)的艺术活动是巡回画派现实主义艺术的最高成就。列宾对绘画中的各种体裁都很擅长，但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创作的是以人民的作用为基调的纪念碑绘画。他的这种素质在最初的创作《伏尔加纤夫》(1870—1873)中就表现出来。此外，列宾对历史题材也有深刻探索，他的《索菲娅公主》(1879)、《伊凡•雷帝杀子》(1885)和《扎波罗什人给土耳其苏丹写信》(1878—1891)都鲜明地突出了历史人物的性格。列宾画过许多肖像。他留有350件肖像作品。这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文化、科学、艺术处于民主主义高涨时期的人物写照。1900年列宾迁居到距彼得堡45公里的芬兰库加拉地方的别纳德别墅，1930年列宾在此逝世。
苏里科夫(1848—1916)是与列宾并列的另一位俄罗斯民族绘画巨匠。他在历史画创作中体现了巡回画派的最高原则。他的历史画《近卫军临刑前的早晨》(1881)、《女贵族莫洛佐娃》(1881—1887)、《缅希柯夫在别留佐夫村》(1883)等作品深刻揭示了重大历史事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
19世纪下半叶的雕刻：安托柯里斯基(1843—1902)是19世纪下半叶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有才能的雕刻家。他的《伊凡•雷帝》(1871)是在彼得堡美术学院的毕业创作。他在这件作品中探求历史的真实性以及伊凡•雷帝的内在社会心理一这一切对学院派雕刻都是罕见的。当时社会舆论认为这是民族艺术的杰作。
四、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国美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俄国资本主义矛盾空前集中的时期，也是俄国美术发展最为复杂的时期。由于悲观主义颓废情绪的侵入，在某些画家的作品里病态的现象开始抬头。从前对巡回画派干预时代的倾向给予高度评价，现在则认为过于夸大叙述性的作用，会导致色彩运用上的局限性，因而迫切需要探索新的绘画形式。这个时期风景体裁发展迅速，并出现所谓“情绪风景”的作品。“情绪风景”的任务是使大自然人格化，通过自然状态表达人类的感情世界。
列维坦(1860—1900)就是确立“情绪风景”画的画家。1879年，列维坦在学生时代画的《秋天•猎鹰公园》就幸运地被特列恰柯夫所收藏，后来列维坦提到这件作品时说：“寂寞的林荫路，寂寞的妇人”，一语道出风景的情绪和人物的情绪溶为一体的构思。列维坦曾四次到伏尔加河去作画。他的《伏尔加河上的傍晚》(1887—1888)、《金色的普辽斯》(1889)等作品都能表达画家特有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对俄国人民来说也是特有的。这些作品使得列维坦获得全俄的声誉。1892年他所作的《伏拉基米尔道路》是历史的有力见证。列维坦在风景画中天才的贡献已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瑰宝。
这个时期在风景画体裁中涌现出一批画家，很快成为俄罗斯画家协会的成员，他们都有自己创作的特色。例如瓦斯涅错夫、戈拉巴尔、茹柯夫斯基、奥斯特拉乌赫夫、雷洛夫、尤恩等等。他们的风景创作既有别于巡回画派，也不同于列维坦，他们探索着20世纪初的绘画新法，并越来越广泛地把风景画与风俗画结合起来。
阿尔希波夫(1862—1930)在继承巡回画派传统的基础上，作了绘画新法的探求。例如他的《洗衣妇》(1890—1891)和《奥卡河上》(1890)等。俄罗斯画家协会另一名成员柯罗文的作品和阿尔希波夫的作品一样，从颜色处理上，以及尽量避免情节的叙述方面都可以看到印象派的影响。例如他的《留巴多奇柯娃肖像》(1880)和《西班牙姑娘》(1886)。
《艺术世界》创作联盟：这个时期画家们和评论家们一直思考着风格问题，从而导致1898年《艺术世界》创作联盟的组成。他们力图争取艺术中美的权力，从“功利主义”中解脱出来。它的基本成员有别努阿、萨莫夫、巴克斯特、郎赛尔。后来还吸收了雷里赫和库斯托基耶夫。1905—1907年的革命使社会上各个阶层都活跃起来。在造型艺术中版画、政治性的素描和漫画都纷纷出现。《艺术世界》的成员都参加了进步杂志的宣传工作。画家伊凡诺夫的创作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实。卡萨特金的艺术活动体现了有纪念意义的革命岁月，他反映矿工生活的作品突出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例如他的《女矿工》(1894)。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雕刻艺术：这个时期的雕刻比起整个19世纪下半叶来说有了长足进步。柯年科夫(1874—1971)还在学校学习期间就被送往国外进修，他到过德国、法国、意大利。他的第一件反映1905年革命的作品是《工人战斗员伊尔•楚尔金》(1906)。他的著名作品《尼开》引用希腊胜利神的名字，刻画的是俄罗斯姑娘的形象。另一位女雕刻家格鲁布金娜(1864—1927)的创作命运也与革命运动紧紧相连。她曾两度出国学习，并获得著名雕刻家罗丹的指导。她的作品《工人》(1901)、《前进》(1902)都表达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她在雕塑手法上吸取了印象派的经验，表达出生动的效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造型艺术的现实主义学派中最有成就的是谢洛夫(1865—1911)。虽然谢洛夫是在巡回画派运动轨道上成长的画家，但是他的作品已经开始新的阶段。他往往突出对象的主要特征，有时甚至强调模特固有的，但又是偶然表现出来的姿态、手势。他大大提高了轮廓线的作用。他早期的肖像作品《少女与桃》(1887)和《阳光下的少女》(1888)立即引起人们的注视。在他创作的繁荣时期推出许多杰作，如：《叶尔玛洛娃像》(1905)、《大企业家戈里施曼》(1911)、《彼得大帝》(1907)等等。这个时期另一位大艺术家伏卢贝尔(1856—1910)的创作是比较复杂的艺术现象。伏卢贝尔在美术学院学习时，曾是契斯恰诃夫指导下的优秀生。1884年经学校推荐，他到基里洛夫斯基教堂参加壁画的修复工作，从此以后，他再没有返回学院。他被修复壁画所吸引，为此专门赴意大利去研究纪念碑壁画。他在教堂完成了150块破损壁画的修复工作，证明他是一位有才能的纪念碑画家。他的架上绘画有《西班牙》(1894)、《天鹅公主》(1900)、《天魔》(1890)等等。伏卢贝尔具有独特的绘画手法，这种手法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现代派。1890—1900年现代派在俄国找到了自己的信徒。
1917年前夕的美术倾向：在革命前夕产生了“青玫瑰派”(1907)、“红方块王子派”(1910)以及其他美术流派。他们有的倡导从原始艺术中汲取营养，有的则基于法国的立体派。另外沙加尔的创作预示着超现实主义的出现，而康定斯基和马列维奇则称自己是“无对象主义者”，实质上是抽象主义的前导。
第十节 19世纪东欧诸国美术
从地理观念上讲，东欧仅指苏联的欧洲部分，可是通常我们把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阿尔巴尼亚统称为东欧国家。从总的进程上看，东欧诸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有许多共同的特点：19世纪在这些国家里，都掀起了蓬勃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过这个斗争的延续，在各国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19世纪60—8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民族解放的任务，形成了独立国家;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诸国在整个19世纪都未能取得完全独立，只是进入20世纪初，这些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的任务才最后完成。东欧诸国的民族文化艺术的复兴开始得比较晚，文学艺术的繁荣大都是在19世纪后半期。如果把东欧诸国的艺术和西欧艺术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在它们之间显然有着共同点，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正是由于东欧诸国的艺术在当时是和民族苦难命运和民族解放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它的艺术要比西方包含有更强烈的民族特点和爱国主义精神。例如东欧艺术中的肖像画，大部分是在描绘一些民族优秀的人物和革命活动家，东欧的历史画大多是歌颂人民的英雄主义和人民的历史功勋。当然，东欧诸国之间在艺术上也有区别，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色。波、捷、匈、南(部分)四国艺术的发展大致和西欧的法、意相近，基本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从中世纪、文艺复兴一直到19世纪。而另外三国罗、保、阿，自从经过了中世纪时期的繁荣阶段之后，便长期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民族文化艺术也遭到了扼杀，直到19世纪初，在这些国家里还残存着中世纪宗教艺术的影响。
一、波兰
波兰民族艺术的发展是和整个民族苦难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上半期绘画上最突出的代表是米哈依洛夫斯基(1800—1855)、皮瓦尔斯基(1794—1859)和著名的肖像画家布拉道夫斯基(1784—1832)、瓦柯维奇(1799—1842)等人。1846—1848年的革命运动鼓舞了许多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与诗人密支凯维奇同时代的艺术家是格尔逊(1831—1901)和著名的肖像画家罗达柯夫斯基(1823—1894)。在19世纪60—80年代把民族艺术推向高峰的画家是马特义科(J•Matejko，1838—1893)。他的历史画借古喻今，通过波兰历史上的屈辱、苦难来警醒世人，从而激励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代表作有《斯坦契克》、《时加尔卡的宣教》、《雷坦》、《齐格蒙特的大钟》以及《自画像》等。他曾经说过：“艺术对我来说是武器……不能把艺术和热爱祖国分开。”19世纪下半期波兰风俗画、风景画代表人物以格雷姆斯基兄弟最为著名。他们的某些作品带有一定的社会批判色彩。
二、捷克斯洛伐克
1848年布拉格的人民大起义，民族的觉醒导致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艺术的复兴和发展。40、50年代的民族艺术重要先驱者是约•马涅斯(J•Manes，1820—1871)。在他的一系列的作品里刻画了捷克农民的形象。这些形象质朴、亲切、富有民族特色。他还创造了大量的民歌插图。最有影响的作品是他为布拉格老城广场市政厅创作的12幅钟面画(油画)。早期风景画方面杰出的代表是格萨列克(1830—1859)。1860年发生了普奥战争，奥地利失败后，捷克的民族解放运动再一次进入了高潮。这时民族画派得到迅速的发展，当时的共同特点是：作品中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发扬民间、民族的艺术传统。这时具有代表性的画家有：风俗画家普尔金涅(1834—1868)、历史画家乞尔马克(1830—1878)、风景画家马尔热克(1832—1899)、赫都塞(1847—1891)、斯拉伐克画家包谷(1822—1879)以及稍后的被人称作“人民的画家”阿列什(M•Ales，1852—1913)等人。阿列什为民族剧院设计的14幅组画稿《祖国》尤为著名。在版画插图方面，他比约•马涅斯题材广泛得多，作品中有着更浓烈的社会批判色彩。19世纪雕刻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梅塞尔贝克(1848—1922)等人。
三、匈牙利
19世纪初匈牙利艺术逐渐摆脱奥地利影响开始得到发展。作为民族艺术的先驱者有布劳茨基(1807—1855)、老马尔各(1796—1860)、巴拉巴什(M.Barabas
1810—1898)等人。巴拉巴什是蒙卡契(M.Munkácsy
1844—1900)之前匈牙利最有影响的肖像和风俗画家。进入19世纪50年代由于奥匈统治者加强对先进文学艺术的控制，从而使民族美术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随着60—70年代民族解放斗争高潮的到来，蒙卡契出现了。他的出现意义重大，不仅继承了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并且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在1870年完成的《死牢》一画里表达了他对画面主角的同情，因为这里的死囚不是罪犯，而是反抗暴政的农民英雄。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肖像画、风俗画、风景画，也有少量的宗教画，这些宗教题材画不影响他的主流。重要作品有：《卷绷带的妇女们》、《夜的漂泊者》、《当铺》、《画室》、《弥尔顿默诵<失乐园>》、《负薪妇》、《搅乳酪妇女》和《罢工》等。蒙卡契和格里高列斯库一样，他们是东欧为数不多的几个达到欧洲水平的画家。他们的名字成为民族的骄傲和光荣。蒙卡契的同代人和后继者有列文斯(1859—1945)、巴勒(1846—1879)、西涅依-麦尔塞(1845—1920)、哈劳什(1857—1918)、甘斯笃(1873—1940)等。19世纪匈牙利最著名雕刻家是费林茨(1792—1856)和伊若(1831—1875)等人。
四、罗马尼亚
1848年的革命对罗马尼亚民族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革命年代里三位杰出艺术家、也是政治活动家是涅古里奇(1812—1851)、罗森塔尔(1820—1851)和塔塔列斯库(1820—1894)。1877年罗马尼亚宣布完全独立。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影响下，罗马尼亚的美术进入繁荣阶段。这时，主要代表人物有阿曼(T.Aman，1831—1891)、格里高列斯库(N.Grigorescu，1838—1907)、安德列斯库(1850—1882)、鲁克扬(1868—1916)、潘契拉(1872—1944)等人。在雕刻方面19世纪最杰出的代表是乔治斯库(1850—1898)等人。格里高列斯库是罗马尼亚民族画派的主要代表。他出生于农家，早年去法国学习美术，曾受巴比松画派的影响，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在他的一系列肖像画、风景画、风俗画里散发着浓郁的喀尔巴阡山山民的生活气息。他的作品抒情、细致，有着柔和的色彩、主要代表作有《斯美尔塘的冲锋》、《穆斯切尔的农妇》、《管家》、《愉快的农家姑娘》、《在大门口的农家小姑娘》等。潘契拉是罗马尼亚美术中最早描写现代工人形象的画家。他创作了很多以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为内容的作品。
五、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的美术也是随着民族的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开始繁荣起来的。作为民族画派形成的先驱者有巴甫洛维奇(1835—1894)、道斯别夫斯基(1836—1878)和曹盖夫(1847—1883)等人。1877—1878年俄土战争的结果，最终使保加利亚人民从土耳其桎梏下解放出来，这时民族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里涌现出一批出色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梅尔克维契卡(1856—1938)、米托夫(1862—1930)、维申(1859—1915)和安盖洛夫(1864—1924)等人。梅尔克维契卡的作品主要反映斗争年代里的农民生活。他的《鲁切尼察舞》饶有风趣地描绘了山区人民欢乐的舞蹈和人们不屈不挠的豪放性格。维申是风俗画也是军事画家。他的军事画主要是描绘俄土战争和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代表作有《赶集归来》及组画《巴尔干英雄史诗》等。
六、南斯拉夫
在19世纪南斯拉夫还未形成统一的国家(1918年12月4日才正式成立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组成的统一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1848年在欧洲革命运动影响下南斯拉夫各民族的艺术得到了发展。在塞尔维亚涌现出第一代现实主义画家，他们是阿弗拉莫维奇(1815—1855)、西米奇和拉道尼奇等人。60年代后塞尔维亚的艺术进一步繁荣，主要代表有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斗争的雅克希奇(1832—1878)和托道洛维奇、普列基奇等人。19世纪塞尔维亚雕刻方面的主要代表是伊万诺维奇(1861—1953)。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克罗地亚在19世纪也掀起了民族艺术的复兴活动，杰出的艺术家有卡拉斯(1821—1858)、克克列茨(1845—1893)、伊维柯维奇(1869—1939)以及克列孟特•茨尔契奇-美采(1865—1930)等人。著名于20世纪上半叶的大雕刻家梅斯特罗维奇(I•Méstrovic，1883—1962)这时也初露头角。斯洛文尼亚的民族文化艺术发展得比较晚。1867年后才涌现出第一批有影响的艺术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受库尔贝艺术影响的舒伯茨弟兄和受到珂勒惠支影响的女画家柯比里查(1861—1926)等人。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而艺术上的风格是多样化的。
七、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在历史上长期遭受土耳其人的统治和压迫，直到19世纪末叶才开始了民族文化艺术的复兴，这要比其他国家晚得多。最早的一批画家是伊德罗敏尼(1860—1939)、劳达(1887—1961)、德济格(1863—1953)等人。伊德罗敏尼是斯库台的画家，他的画生动地描绘了北方斯库台的农民生活和风俗习惯，代表作有《我的姐妹》(1886)、《斯库台的婚礼》等。劳达也是斯库台画派的代表。他曾在意大利米兰学习过，后积极参加了民族解放运动。他的画有浓郁乡土气息，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代表作有《母亲》(约1932)、《斯坎德培的最后日子》等。科尔察画派的德济格是一位优秀的肖像画家。他的《斯坎德培骑马像》富有浪漫主义精神和民间艺术色彩。阿尔巴尼亚艺术的真正繁荣和发展是在建立人民政权以后，19世纪只不过是个短暂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