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绘画欣赏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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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主义的起源——后印象主义绘画 六、走向纯抽象——俄国前卫艺术
二、分解与重构——立体主义绘画 七、理性与秩序的天地——荷兰风格派
三、色彩的抒情——野兽主义绘画 八、梦幻的世界——超现实主义艺术
四、心灵之火的闪烁——表现主义绘画 九、美国的欧洲梦——抽象表现主义
五、速度之美的展现——未来主义绘画 十、万花筒:流派纷呈新气象——波普及其之后的绘画
附:名作欣赏 返回:作品一览

七、理性与秩序的天地——荷兰风格派

  一战期间,荷兰作为中立国而与卷入战争的其他国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相互隔离。在极少外来影响的情况下,一些接受了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现代观念启迪的艺术家们开始在荷兰本土努力探索前卫艺术的发展之路,且取得了卓尔不凡的独特成就,形成著名的风格派(De Stijl,荷兰文,即风格之意)。风格派正式成立于1917年,其核心人物是蒙德里安和凡·杜斯堡,其他合作者包括画家列克(Bartvan der Leck)、胡札(Vilmos Huszar)、雕塑家万东格洛(Ceorges Vantongerllo)、建筑师欧德(J.J.P.Oud)、里特维尔德(Gerrit Rietveld)等人。显然,风格派作为一个运动,广泛涉及到绘画、雕塑、设计、建筑等诸多领域,其影响是全方位的。

  风格派从一开始就追求艺术的“抽象和简化”。它反对个性,排除一切表现成分而致力探索一种人类共通的纯精神性表达,即纯粹抽象。艺术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简化物象直至本身的艺术元素。因而,平面、直线、矩形成为艺术中的支柱,色彩亦减至红黄蓝三原色及黑白灰三非色。艺术以足够的明确、秩序和简洁建立起精确严格且自足完善的几何风格。对于风格派的这种艺术目标,蒙德里安更喜欢用“新造型主义(Neo-plasticism)”一词来表达。他把新造型主义解释为一种手段, “通过这种手段,自然的丰富多彩就可以压缩为有一定关系的造型表现。艺术成为一种如同数学一样精确的表达宇宙基本特征的直觉手段。”(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等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3页。)艺术的最终目的“不是通过消除可辨别的主题,去创造抽象结构”,而是“表现他在人类和宇宙里所感觉到的高度神秘。”

  蒙德里安及其伙伴们的艺术理念和艺术实践有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风格》杂志。这份有影响的评论杂志自1917年6月16日创刊以来,为风格派的思想传播和作品汇合作出了很大贡献,风格派的名称亦源自于它。该杂志由凡·杜斯堡负责编务工作,蒙德里安是它的明星。直至1924年,《风格》杂志一直是新造型主义的重要舞台。随后,杜斯堡放弃了新造型主义的严格造型原则,而发表了基本要素主义(elementalism)宣言。他把矩形构图倾斜45度角,以追求一种更有动态的表现形式,这种斜线造型显然与蒙德里安所主张的直线相背离。同时, 《风格》杂志还发行增刊向达达开放。随着阿尔普等人的加入,该团体变得松散而庞杂。这种“歪门斜道”惹恼了蒙德里安,于是,他在1924年在《风格》杂志发表最后一篇文章以后,便与之分道扬镳。以后的日子里,蒙德里安一如既往地探索新造型主义,直至离世;杜斯堡则去搞他的基本要素主义实验。1928年, 《风格》杂志停刊。1931年,杜斯堡去世,杜斯堡夫人为纪念丈夫,于1932年出了最后一期专刊。不可否认的是, 《风格》杂志对欧洲前卫艺术有过重要的影响。

  风格派的闻名遐尔与凡·杜斯堡的大力宣传也是密切相关的。这位自学成才且兴趣广泛的艺术家虽然在绘画上没有太多惊人的天赋,但却是一个极有号召力的理论家、演说家和宣传家。他在战争以后遍游欧洲大陆,通过演讲和宣传,使风格派的美学思想传遍欧洲各地,并对包豪斯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风格派的艺术实践是多方面的。除蒙德里安在绘画领域取得的无以伦比的成就外,里特维尔德在建筑方面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他所设计的席勒住宅展示了风格派建筑的典型特征。他还设计过一把红黄蓝三原色椅子,虽然坐上去不太舒服,但充分体现了风格派的造型原则。万东格洛则以简洁的空间造型《体积关系的构成》来诠释新造型主义在雕塑领域的实践。从20世纪20年代起,风格派就越出荷兰国界,成为欧洲前卫艺术先锋。其美学思想渗入各国的绘画、雕塑、建筑、工艺、设计等诸多领域,尤其对现代建筑和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化》,三联画,蒙德里安作,1909—1911年,布上油画,178x85厘米,183x87.5厘米,178x 85厘米,荷兰海牙市立美术馆藏。


  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是风格派最核心的人物。1923年,凡·杜斯堡在《风格》杂志创刊五周年之际,写了一篇社论向蒙德里安致意:“尽管不同国家的好几位画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努力创造一种新的造型表现,但在1913年前后,是画家彼德·蒙德里安第一个作为立体派富有逻辑的继续,实现了绘画上新的造型,这一行动得到最新一代荷兰画家们的拥护,使最先进的画家们相信有可能创造一种新造型风尚。因此, 《风格》杂志把蒙德里安尊为新造型主义之父。”

  蒙德里安,以其独特的“水平线——垂线”和原色、非色组合的极简绘画图式,将现代抽象绘画带到了一个新阶段。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绘画的核心倒并不是抽象,而是某种内在的精神性追求。评论家乔治·施密特说, “他(蒙德里安)的绘画远非仅仅是形式的试验——它们象任何纯艺术作品一样,是伟大的精神上的成就。一幅蒙德里安的绘画挂在一所完全按照蒙德里安的精神设计的住宅或一间房里,那么这里比使用任何物质对象,都具有一种根本不同的特色和更轩昂的气概。它是精神观念或态度的最崇高的表现;它是规矩与自由之间的均衡的化身;它是平衡状态中元素的对立的化身;而且这些对立的精神的作用不低于物质的作用。蒙德里安在他的艺术中所赋予的精神力量,将从他的每一幅画中永远放射出精神的和肉体的光彩。”(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 《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5、116页。)不过,这种以追求精神性为核心的绘画,其实并没有与客观自然绝对隔离开来。对蒙德里安来说,精神与物质是相通的。他认为, “在新造型主义中,那条将心灵与生活连结起来的纽带并未割断;因此我们绝对不会把它看作是对真正现实生活的否定,相反,我们将会看到物——心两重性趋于和谐。”(迟轲主编: 《西方美术理论文选》,四川美术出版社,第740页。)

  蒙德里安出生于荷兰中部的阿麦斯福特,成长在一个严格信奉加尔文教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业余画家,而叔父则是职业艺术家。良好的家庭教育给了他直接的艺术启迪。20岁时,他在取得小学绘画教师资格和中学绘画教师资格以后,进入阿姆斯特丹的国立美术学院深造,成为一名勤奋刻苦、颇受老师赏识的好学生。他的早期绘画从学院派写实主义起步,受到过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风格影响。从一开始,对于形体构成因素的偏爱,便在其画中清楚地反映出来。

  大约在1909年,蒙德里安对“通神论”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在该年五月正式加入“荷兰通神论者协会”。该协会的神秘教义,在对艺术的理解上充满神秘和象征的色彩。受通神论的影响,蒙德里安的艺术逐渐脱离自然外形,转而追求某种深层的内在精神的表达。这幅作于1910—1911年的三联画《进化》,可以说是一幅通神论的祭坛画。画中站着的人物处于恍惚沉思的状态,似乎已经获得了某种精神的启示。画面以蓝色为主调,点缀着黄色的星星和红色的西蕃莲花朵。独特的造型和对比鲜明的色彩使画面发散出某种患惑人心的力量。该画有一个颇为神秘的标题:《进化》。对于这一标题的选择,蒙德里安在其1914年的笔记中是这样解释的:

  “有两条路通往精神的层次:一条是学理上的教导以及直接的实践(如沉思等);另一条则是漫长却必然的进化之路,人们在艺术中看到精神性的缓慢成长,这是艺术家自己所未能意识到的。去接近艺术中的精神性吧尸(《大英视觉艺术百科全书》,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第96页。)

  然而,这幅三联画其实并没有表明那所谓“漫长的进化之路”:它企图获得的是某种快捷的结果,它是一种教条式的图画,是一种对冥想的直接的激发。蒙德里安感到,假如通过这样的画并不能实现目标,那么,就得另辟蹊径了。他意识到了更新绘画语言的必要性。


  《灰树》,蒙德里安作,1912年,布上油画,78.4x108.9厘米,荷兰海牙市立美术馆藏。


  1911年,蒙德里安在巴黎第一次看到了立体主义原作,受到非常深刻的影响。于是,他在12月离开阿姆斯特丹来到巴黎,投身到分析立体主义绘画的探索之中。立体派忽略自然物象的如实描绘,而强调画面的形体构成,这样的表现在他看来很适于揭示自然的内在本质。他很喜欢布拉克和毕加索1910—1912年的作品,对莱热那些追求形体构成的简洁而充满节奏的画作也十分青睐。他自己曾采用立体派手法作画,画风与布拉克、毕加索的风格异常相似,以致于有专家评论说: “除了蒙德里安,还没有一个非立体派画家,画过如此令人信服的立体派作品。”这些作品虽然高度抽象,但并不是纯粹的抽象画。有些画中,尽管自然的物象几乎消失殆尽,但仍有物象的线索保留下来。根据这些线索,他的这些作品可分为好几个系列,如树的系列、教堂正面系列,等等。

  树的系列,在蒙德里安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颇为引入注目。他在来法国之前,曾作过不少以单棵树为主题的画。如作于1908年的《红树》,主要受到凡高和野兽派画风影响。画面以曲折跳跃的线条和趋于平面的树形传达出某种象征性和表现性意味。显然,蒙德里安这时尚未受到立体派太多的影响。当他来到巴黎后,他所作的一系列以树为题的作品,则充分显示了他对立体派风格的刻意追求。树的母题被抽象化的线条和色面加以处理,画面的构成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我们这里看到的这幅《灰树》是他作于1912年的作品。在这幅画中,蒙德里安关注的焦点是树枝与树枝、树枝与树干以及树与其他物象之间的造型关系。我们看到,树撑满了整个画面,树的枝干几乎全部伸展到画框,仿佛画框把树剪切在它所包围的空间里。树的个别特征已被全然抹去,我们所见到的,是高度抽象化的图形。尽管如此,深色的枝干在中性的灰、绿色小碎面中依然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这是蒙德里安从立体派中获得的新启迪: “克服自然的表现又不违反自然本身的真实”。


  《开花的苹果树》,蒙德里安作,1912年,布上油画,78x106厘米,荷兰海牙市立美术馆藏。


  在1912年10月阿姆斯特丹的“近代美术联展”中,蒙德里安送展了这幅《开花的苹果树》。依然是树的主题,但几乎走到了纯抽象的边缘。形象被进一步简化至碎面,而几乎成为图案的象征。我们可以看到,树干与枝杈变成了直线和弧线,它们相互交错,产生某种特别的律动感。色彩则采用了柔美的淡绿、淡黄色系,给人轻快和愉悦之感。画面上,树的基本形态其实已经消失在一种黑色线条的网格之中。整个画面都被网格笼罩着。这种网格的结构,显示出中间稠密而四周逐渐疏松的构成秩序。这种所谓集中式的结构,在蒙德里安以后的作品中经常出现。

  尽管蒙德里安这一时期的艺术处于立体主义的翼影下,但其作品仍然显示了他自己的独特个性。可以说,他是立体派的“发扬者”,而不是模仿者。例如,他坚持以纯正面形式表现主题,他简化物体的自然形式直至纯粹本质。阿波利奈尔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虽然受毕加索的强烈影响,但个性完全是蒙德里安自己的”。



   《海堤与海·构成十号》,蒙德里安作,1915年,布上油画,85.1X108.3厘米,荷兰奥杜罗,库拉穆勒美术馆藏。


  1914年夏天,蒙德里安回到故乡看望重病的父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滞留荷兰。由于回不了巴黎,远离了那儿频繁的艺术活动刺激,他可以静下心来对艺术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他开始对立体主义的追求产生不满:“一步一步地,我见到,立体派没有从他自己的发现里引申出逻辑的结论。它没有把抽象发展到他的最后目的,到‘纯粹实在’的表达。我感到,这‘纯粹实在’只能通过纯粹造型来达到,而这纯粹造型又本质上不应受到主观感情和表象的制约。”(瓦尔特·赫斯编著,宗白华译:《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54页。)他转向了纯抽象的方向·,并且竭力地简化和提炼画面的那些抽象元素:“我一步一步地排除着曲线,直到我的作品最后只由直线和横线构成,形成诸十字形,各个相互分离和隔开。”(瓦尔特·赫斯编著,宗白华译:《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54页。)

  他住在海边,画了一组以大海为主题的系列画,题名为《海堤与海》。我们这里所见的这幅《海堤与海·构图十号》便是其中之一。这组画,是他根据户外写生时所作的素描稿所绘。他曾经在斯赫维根海岸漫步,连续数小时地凝视海面的波光,那儿有一道伸人大海的破败的防波堤。他反复地在这组画中,表达他在海边的感受。这组画,有一种宁静的、不带感情因素的美,让人想起法国作家保罗·瓦莱里的《海滨墓园》中的诗句:

  真正的正午,从光点创制
  海,海,总是再一次开始。

  在《海堤与海》中,海面重复的波浪,以及波光的闪烁变化,被提炼为诸多由水平和垂直的短线交叉而成的十字形。这些十字形,朝着上下左右四方连续地排列。线的长短不一;使其排列的密度及画面的色调也相应地起着变化。在这里,传统的透视法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空间概念。在这种新的空间中,大气的效果被彻底消除,画面呈现出线状图形的充满节奏的颤动。

  这组《海堤与海》系列作品,又被称作《加号与减号的构成》。自然的形体被简化为抽象的符号并成为形式语言,但画面仍然保留有立体派椭圆形构图的痕迹。那些短小的直线,疏密有致地布局在画面中间,而四角则空在那里。不过很快,蒙德里安便彻底摆脱了立体主义的引导,走向了他以后一直为之心醉神迷的新造型主义。为在艺术中追求自然本质的普遍规律,他耗尽了余生。


  《红、黄、蓝的构成》,蒙德里安作,1930年,布上油画,45x45厘米,苏黎世私人收藏。


  在《海堤与海》组画中,所有曲线的痕迹都消逝殆尽,直线统帅了画面。虽然,形式因素越来越显示出其自身的生命力,然而蒙德里安并未感到满足。他后来曾这样写道,“看着大海、天空和星星,我通过大量的十字形来表现它们。自然的伟大深深打动我,我试图表达那种浩瀚辽阔、宁静和谐、协调统一……但是,我感到我仍然象一个印象派画家那样,表现的是某种特殊的感受,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他的所谓“真正的现实”,就是隐藏在自然表象之下的“纯粹实在”。对于热衷通神论的蒙德里安来说,自然界的一切物象,无论是山水、树木,还是房屋建筑,都有其潜在的“纯粹实在”。虽然自然物外观各有差异,然而其实质却是相通的。画家的任务就是在画中把那隐秘的纯粹实在和普遍的相通性揭示出来。

  他的这种思想,随着他与荷兰数学家、哲学家苏恩梅克尔的交往而日益成熟起来。

  1916年,蒙德里安在拉伦偶然遇上苏恩梅克尔。此后,二人便经常会晤,并热烈交流思想。苏恩梅克尔是一位曾做过天主教牧师的通神论者,他提出了一种新柏拉图体系的哲学思想,称作“实证神秘主义”(Positive Mysticism,亦译为“积极神秘主义”)或“造型数学”(Plastic Mathematics)。对于这两个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干的名词,他这样解释道:“造型数学以创造者的观点看,意味着真正的有条不紊的思想。”而实证神秘主义则指出一种创作法则:“我们现在研究着把我们想象中的现实转变成可以为理性所控制的结构,以便随后在‘一定的’自然现实之中重新发现这些相同的结构,从而凭借造型视觉去洞察自然。”(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2页。)苏恩梅克尔称,他的新哲学体系能够使人们“通过冥想深入自然,透察现实隐秘的内在结构。”他说,大自然“虽然在变化中显得活泼任性,基本上总是以绝对规律性来经常执行任务的,意即以造型的规律性来起作用。”(赫伯特·里德著,刘萍君译:(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12页。)关于造型的规律,他指出,自然中相互对立的一对对要素,如积极与消极、男性与女性、空间与时间、黑暗与光明,等等,都可以通过简化而压缩为水平线和垂线。在他看来,这两种线与宇宙的力量是相通的——垂线与太阳的照射有联系,水平线则与地球绕太阳的不变运行相关联。苏恩梅克尔对色彩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仅有三种原色存在,而三原色均具有象征的意义——黄色象征阳光的四射运动,蓝色象征着天空的无限延展,红色则是中性和搭配色,是“黄和蓝晨曦时的细语交谈”。

  苏恩梅克尔的思想,对于蒙德里安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启示。它提供了所有其他抽象艺术的先驱者都未能发现的东西,即一种途径,一种使一幅画被赋予精神意义,而与外在世界毫无瓜葛的途径。抽象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使它与装饰图案迥然不同,这也是作品自身所固有的特质。根据苏恩梅克尔的思想,这是因为精神可以“通过纯造型的因素,诸如原色,以及黑暗与光明、水平线与垂线的对比,而得到最佳的表达。”

  蒙德里安用了一两年时间,把这些思想运用于他自己的绘画实验,创造了独特的几何抽象的绘画语言。他排除了所有的曲线而起用直线。他把有色的长方形置于白底上,并以一种覆盖整个画面的直线网格把它们框起来。到1921年,他最终发展出那种简化和提炼到极致的几何抽象图式:三种原色、三种非色(黑、白、灰),以及“水平线——垂线”的网格结构。通过这种图式,蒙德里安寻求诸视觉要素之间的绝对平衡。其作品的每一构成要素都经过精心推敲,被谨慎安排在适当位置,显得恰到好处。

  这幅作于1930年的(红、黄、蓝的构成)是蒙德里安几何抽象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我们看见,粗重的黑色线条控制着七个大小不同的矩形,形成非常简洁的结构。画面主导是右上方那块鲜亮的红色,不仅面积巨大,且色度极为饱和。左下方的一小块蓝色、右下方的一点点黄色与四块灰白色有效配合,牢牢控制住红色正方形在画面上的平衡。在这里,除了三原色之外,再无其他色彩;除了垂直线和水平线之外,再无其他线条;除了直角与方块,再无其他形状。巧妙的分割与组合,使平面抽象成为一个有节奏、有动感的画面,从而实现了他的几何抽象原则,“借由绘画的基本元素:直线和直角(水平与垂直)、三原色(红黄蓝)和三个非色素(白、灰、黑),这些有限的图案意义与抽象相互结合,象征构成自然的力量和自然本身。”

  蒙德里安将他的新型绘画称作“新造型主义”,并专门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诠释这个名词。他是从苏恩梅克尔那儿借用的这一术语。在他看来,新造型主义比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优越,因为它使艺术超越个人,而蒙德里安的主要宗旨便是在艺术中消除自我。艺术所表达的东西,应是艺术家对其所处世界的不自觉的反应,是那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心灵深处的宇宙之力。新造型主义艺术的宗旨,便是获得和谐与平衡;失去和谐与平衡便会产生悲剧,而这是“对人类的诅咒”。从而,蒙德里安的艺术必然显示出一种乌托邦的色彩,正如他所说:“新的观看方式……犹如其导向新的艺术那样,必须导向一种新的社会;一种兼具两类等值因素(即物质与精神)的社会,一种和谐而平衡的社会。”他的绘画,提供了这—宇宙和谐的完美范例。它们平衡、有序,乐观,展示了非躁动的、宁静而清澈的人类本性。“在充满生机的抽象的现实中”,蒙德里安称,“新的人类发展已超出了怀旧、欣悦、狂喜、悲伤、恐惧等感情的作用范围:美使感情永恒,在这感情中,这些情感被表现得纯净而清澈。”


  《百老汇爵士乐》,蒙德里安作,1942--43年,布上油画,127x127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1930年,蒙德里安离开巴黎来到伦敦。由于二战烽火的波及,他于1940年逃往美国,在纽约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四年旅程。纽约,这座现代化大都市,以其特有的繁华深深吸引着蒙德里安:那整齐严谨的街道布局、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充满活力的舞厅和爵土乐队,以及夜幕下流光溢彩、闪烁变幻的灯光……它们既与其绘画有着某种内在的相通,又洋溢着某种前所未有的新精神。于是,他的作品开始发生变化。那套使用了二十多年的绘画程式被打破了。黑色网格和大的色块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由无数小色块组成的彩线结构和跳跃其间的小块面。它们快乐、明亮,生机勃勃且充满音乐感。

  《百老汇爵士乐》是蒙德里安在纽约时期的重要作品,也是其一生中最后一件完成的作品,它明显地反映出现代都市的新气息。依然是直线,但不是冷峻严肃的黑色界线,而是活泼跳动的彩色界线,它们由小小的长短不一的彩色矩形组成,分割和控制着画面。依然是原色,但不再受到黑线的约束,它们以明亮的黄色为主,并与红、蓝间杂在一起形成缤纷彩线,彩线间又散布着红、黄、蓝色块,营造出节奏变换和频率震动。看上去,这幅面比以往任何一件作品更为明快和亮丽。它既是充满节奏感的爵士乐,又仿佛夜幕下办公楼及街道上不灭灯光的纵横闪烁。这是蒙德里安艺术生涯的最后一个新发展。1944年2月,他因严重肺炎而去世。
  蒙德里安一生的作品,清楚地展示了他从写实主义到几何抽象进程中的一次次努力和一次次成就。这是一个目标明确、永远精进的漫长历程。他如此坚持不懈地运用他的新造型主义原则,以致于他的名字已与新造型主义融为一体了。



  《玩牌者》,凡·杜斯堡作,1917年,116.5x106厘米,荷兰海牙市立博物馆藏。


  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1883—1931)是风格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他是(风格》杂志的创刊人和主持者,同时也是该杂志重要的撰稿人。他曾用好几个笔名在该杂志发表文章,让别人以为那些文章是由不同国籍的好几个人所作,从而人为地扩大了风格派的影响。杜斯堡曾对风格派一词的由来这样解释,“风格是出自我在1912年的阐述:剥去本质的外形,那么你就能得到风格。”

  杜斯堡生于荷兰乌特勒支,起先曾以戏剧为业,写过一些寓言和剧本。1900年,他的兴趣转向了绘画;他在里克斯博物馆临摹藏画,并以卖画为生。杜斯堡对现代艺术运动颇有兴趣和热情,经常撰写文章进行评论。1915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赞扬蒙德里安那些将树木、教堂等母题一步步引向抽象的系列画。蒙德里安读到该文后便到处寻找作者。杜斯堡自己也在绘画中进行与蒙德里安相似的抽象实验。“杜斯堡甚至比蒙德里安还早就认识了直线在艺术中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他甚至想给他的杂志起个名字叫《直线》。”(阿纳森著,邹德侬等译:《西方现代艺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26页。)而假如该杂志真的被如此定名,那我们如今所说的这个风格派,恐怕就该叫“直线派”了。1916—1917年,他在一系列表现奶牛、静物及玩牌者的画中,以几何图形简化物象,最终消除了画面物象,而走上非具象的道路。这幅《玩牌者》的母题来源于塞尚的同名作品,杜斯堡将塞尚画中的那种几何构成的处理,进一步引向抽象。我们看到,玩牌者的形象已被抽象成为无法辨认的直线和矩形。那些不同的矩形,形成了一个疏密聚散变化有致的网格结构。在这一网格结构中,所有造型要素均被水平线和垂直线控制着,形成某种节奏和韵律。这种图式令我们想起蒙德里安的作品。其实,在这件作品之前,杜斯堡已就塞尚的《玩牌者》作过抽象探索。

  那件早些时候(约1916—17年)的作品在构图上基本照搬了塞尚的,人物形象则被简化为平面的几何色块,不过形象依然是可辨的。

  1917年,杜斯堡与几位荷兰先锋艺术家共同创办《风格》杂志。1921年,他离开荷兰,到中欧各地作巡回演讲。在各地,尤其是在魏玛的包豪斯学院,他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杜斯堡曾于1920和1921年两次造访德国,后一次是受格罗皮乌斯之邀访问魏玛包豪斯学院。不过,令邀请者始料不及和大为后悔的是,杜斯堡竟在那儿对于包豪斯当时流行的个人主义、表现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方法,发起了一连串的尖锐攻击。这自然引起了包豪斯主人的愤慨。面对重重敌意,杜斯堡毫不示弱,在学校附近建起自己的工作室,开设绘画、雕塑和建筑课程。他所讲授的课受到极大欢迎,学生们的反应迅速而热烈。这使得格罗皮乌斯不得不固守城池,而明令禁止包豪斯的学生去听杜斯堡的课。杜斯堡曾在给友人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我已经把魏玛弄了个天翻地覆。那是最有名的学院,如今有了最现代的教师!每个晚上我在那儿向公众演讲,我到处播下新精神的毒素,‘风格’很快就会重新出现,更加激进。我具有无尽的能量,如今,我知道我们的思想会取得胜利:战胜任何人和物。”(转引自尼古斯·斯坦戈斯著,侯瀚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第159页。)杜斯堡在包豪斯学院产生的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在该学院师生后来的作品中清楚地显示出来。甚至,连格罗皮乌斯也没能免受他的影响。

  杜斯堡才思敏捷、雄辩善论,对艺术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他与蒙德里安在个性及气质上恰好形成鲜明对比:蒙德里安温和且有耐性,总是缓慢地前进,不断精益求精;杜斯堡则常常显得冲动,性格中更多的是挑衅性和攻击性,而较少建设性成分。他甚至会在《风格》杂志上,把他昨日还盛赞不已的人物(如李西茨基、马列维奇)贬得一无是处。在风格派运动中,他作为活动家与宣传家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他作为艺术家的作用。新造型主义能在国际上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该归功于杜斯堡的大力宣传。


  《构图》,凡·杜斯堡作,1929年,布上油画,30.1x29.8厘米(对角线),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1924年,杜斯堡的艺术思想与蒙德里安的新造型主义观念产生分歧与冲突。他在继续提倡画面直角因素的同时,放弃了蒙德里安所坚守的“垂线一水平线”图式,从而把斜线引入其绘画创作之中。这导致了蒙德里安在1925年与其分道扬镳。在杜斯堡看来,垂线和水平线过于呆板和单调,以致使画面毫无生气可言;而斜线则富于动感,可给画面带来生机和动势。他把其艺术主张称作“基本要素主义(Elementarism)”。1926年,杜斯堡在《风格》杂志发表了基本要素主义宣言,指出,“一方面,基本要素主义反对过分教条地使用新造型主义,另一方面,它甚至也可以说是新造型主义的结果。最终和最重要的是它希望成为对新造型思想严肃的修正。”(雷蒙·柯尼亚等合著,徐庆平等译:《现代绘画辞典》,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01页。)他进一步阐明了他所说的“修正”的含义,这就是,以一种故意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对角线图式,来代替蒙德里安新造型主义那种均衡的结构。这幅《构图》可以成为其基本要素主义理论的一种诠释。正方形被调转45度角而成为菱形构图,粗重的黑色边框限制了活跃的色彩。中间部分用黑色的垂线和水平线分割出了块面,颜色仍是红、黄、蓝色。

  1928年,杜斯堡为斯特拉斯堡的奥比特咖啡馆所作的室内设计,可以说是对其基本要素主义的最有纪念性的阐述。这一设计由杜斯堡和阿尔普夫妇合作完成。杜斯堡为其确定了主调,并制作了墙面的低浮雕壁画装饰,那一条条对角线,使整个室内的视觉效果具有某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他解释说,其构思“关键是要揭示绘画和建筑的同时性效果”。(尼古斯·斯坦戈斯编,侯瀚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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